1915年，一位母亲将两个孩子放在筐子里挑到上海富人区的道路边。 法租界的梧桐叶落在霞飞路的碎石子路上，蓝布短褂的母亲蹲在路边，竹筐里的男孩攥着个稻草人儿，四岁的小手把草扎的胳膊捏得变了形。 路对面红砖洋楼的铜门开了，穿西装的洋人牵着哈巴狗走过，皮鞋声混着狗吠，惊得筐里的女娃含着手指哭起来。 母亲把补丁摞补丁的袖口往下扯了扯，遮住冻得发紫的手腕，目光扫过路过的黄包车夫他们车斗里坐着的洋人太太，怀里抱着裹丝绒的洋娃娃。 那年头上海的米价像坐了火箭，一石米能换三个月工钱。 华北的旱灾把地里的庄稼全烤成了灰，江苏来的流民挤满了租界边缘的棚户区。 工部局的档案里记着，1915年的上海街头，平均每天有三个母亲像这样把孩子放在路边。 有人往筐里塞几枚铜板，更多人低着头匆匆走过，毕竟谁也不知道明天自己会不会也挑着这样一副担子。 英美烟草公司的烟厂烟囱天天冒着黑烟，里面的女工要站着踩十四小时机器，日薪四毛银元。 母亲先前也去试过，可孩子没人带，送去育婴堂的女娃十有八九活不成。 《北华捷报》上登着外国传教士的日记，说上海街头的弃婴存活率还不到一成半，可谁又顾得上这些？洋行里的外国职员一个月能拿两百银元，够买四十石米，够养十个这样的家庭。 广仁堂的门总是关着，一年经费不够养活三百人，可租界里的流浪儿童超过两万。 北洋政府的法律写着禁止人口买卖，真抓到了也不过罚几百银元，还不够洋人一顿饭钱。 母亲把女孩的破棉袄裹紧些，筐底的稻草霉味混着街边洋车的煤烟味，飘进富人区雕花的铁栏杆里。 前几天在码头扛活的老乡说，他老家村子逃荒出来的人，一半死在了路上。 现在上海的流民比两年前多了三成，找活干比登天还难。 母亲摸了摸男孩冻裂的脚后跟，这双小脚要是跟着自己，迟早得像老家饿死的小儿子一样，变成路边的一抔土。 筐里的男孩突然伸手抓住母亲的衣角，把稻草人儿塞进她手里。 这个用捡来的麦秆扎的小人儿，胳膊腿都歪歪扭扭，却被孩子摩挲得发亮。 后来这张照片流传下来，有人说摄影师是日本人，也有说是刘半农团队拍的，登在外文报纸上给洋人看稀罕。 没人知道那天下午有没有人把孩子领走，只知道母亲最后把稻草人儿留在了筐边。 现在育婴堂的存活率早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五，街头再也见不到这样的竹筐。 只是那张照片里，孩子攥着稻草人的小手始终没松开，像在提醒我们，能安安稳稳把孩子养大，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。 那双透过筐沿望向洋楼的眼睛，如今成了幼儿园窗台上迎风摇晃的绿萝，在每个有阳光的午后，长得郁郁葱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