川普称哥伦比亚现任总统叫 古斯塔沃·佩特罗（Gustavo Petro）为病人（sick man）,后者曾是左翼游击组织 M-19 成员，后来转入合法政治道路。美国这种强硬甚至带羞辱色彩的外交方式，在面对一些“技术官僚型政府”时确实可能奏效。所谓技术官僚型政府，往往以经济发展、国际合作和稳定关系为主要目标，执政合法性更多来自增长数据、外资和国际认可。当美国释放强硬信号时，这类政府通常会选择降温、让步或私下协商，以避免关系恶化影响本国利益。 但对有革命背景、靠反美叙事上台的领导人来说，情况恰恰相反。这类领导人的政治资本，本身就建立在“反抗外部霸权”“不向美国低头”的形象之上。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对立面，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斗争的正当性。美国越是用居高临下、带有羞辱意味的语言施压，越容易被他们包装成“帝国主义欺压弱国”的现实例证。 在这种结构下，美国的强硬话语不是威慑，而是“送子弹”。它会帮助对方在国内动员支持者，把经济问题、治理困难转化为“外部敌人造成的压力”，从而稳固自身合法性。尤其是有游击队、革命或反抗历史的领导人，更擅长将个人经历与国家叙事绑定，把对抗美国塑造成延续历史使命的行为。 因此，这种方式不仅难以迫使让步，反而会强化对方的对抗姿态，使其在政治上更激进、在言辞上更强硬。结果往往是双边关系情绪化升级，但现实政策空间却不断缩小，陷入一种对双方都不利的恶性循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