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说，这是定格青年周恩来先生风骨的传世一帧。周总理的俊朗风骨，纵越百年依旧夺目，无人可及，更无人能复刻！ 这种风骨从不是浮于表面的俊朗，而是历经苦难仍向阳生长的坚韧，是身处迷茫却始终坚定的信仰。12岁那年，周恩来告别江淮平原的故土，随伯父远赴东北求学，这一步成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。 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的课堂上，面对“为何读书”的提问，14岁的他掷地有声的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”，不是少年狂言，而是目睹日俄战争后东北大地的疮痍、听闻祖国被列强瓜分的屈辱后，在心底扎根的誓言。那时的他，每天坚持读《盛京时报》，在课本上密密麻麻标注国家大事，陈天华的《警世钟》被他翻得卷了边，字里行间的救国呐喊，成了他少年时最坚定的精神指引。 南开校园的四年，让这份风骨有了更坚实的底色。他给自己立下“五个不虚度”的准则，读书到深夜的西斋35号宿舍，永远亮着全校最后一盏灯。伯父收入微薄，他便在课余刻蜡纸、抄讲义补贴生活，即便如此，成绩仍稳居全校第一，作文常被老师批上“传观”二字贴在校园里。校园里“容止格言”的匾额，他日日对照践行，面净发理、肩平背直的仪态里，藏着对自我的严格要求，更藏着对民族尊严的坚守。 五四运动爆发后，他挺身而出创办觉悟社，打破男女界限组建进步团体，主编《觉悟》杂志起草宣言，喊出“革新思想，革新世界”的口号。1920年的请愿游行中，他主动担任总指挥，面对军警的荷枪实弹毫无惧色，被捕后仍在狱中组织“大学”，向难友们宣讲马克思学说，绝食斗争时的坚毅，让铁窗成了他淬炼信仰的熔炉。 旅欧勤工俭学的岁月，让这份风骨有了更广阔的格局。初到巴黎的他，挤在简陋的阁楼里，一边为天津《益世报》撰写通讯赚取稿费，一边奔波于英法德三国，深入工矿码头考察欧洲社会。他曾在伦敦的浓雾中观察工人罢工，也曾在柏林的街头与进步青年探讨救国道路，经过反复比较各种思潮，最终坚定选择了共产主义。1921年，经张申府、刘清扬介绍，他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，在给友人的信中兴奋地写道：“用一个Communism就够了”。 那段日子，他频繁联络旅欧华人团体，领导拒款运动反对军阀借款买军火，营救被法国当局驱逐的勤工俭学生，即便处境艰险，仍始终坚守“为劳苦大众谋解放”的初心。他给邓颖超寄去印有革命志士肖像的明信片，写下“愿一同上断头台”的誓言，革命者的浪漫与担当，在字里行间展露无遗。 百年后的今天，我们为何仍被这份风骨打动？因为它从不是遥不可及的丰碑，而是具体可感的坚守。是少年时立下初心便终身践行的执着，是身处险境仍坚守道义的勇气，是面对多种选择时直奔真理的清醒。 这份风骨，藏在他南开校园里灯下苦读的身影中，藏在他狱中宣讲时坚定的眼神里，藏在他旅欧岁月中奔波的脚步里。它不是天生的禀赋，而是在国家危亡之际，选择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的自觉；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“险夷不变应尝胆，道义争担敢息肩”的行动。 如今的我们，虽不必再面对枪林弹雨与亡国危机，但这份“为中华之崛起”的初心、这份“惟奋斗而存”的信念，仍是时代最需要的精神养分。风骨从不可复刻，但精神永远可以传承。当我们在工作中精益求精，在困境中迎难而上，在国家需要时挺身而出，便是对这份百年风骨最好的回应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