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6年，白崇禧死后，蒋介石前来吊唁。在灵堂上，他问白家人有何困难，白崇禧的小儿子却说：“白家子弟有困难也会自己解决，不会求人！” 这句硬气话的背后，是白崇禧在台湾整整十七年的憋屈与挣扎。 要把这事儿说清楚，还得把日历翻回到1949年的那个冬天。那时候国民党兵败如山倒，白崇禧人还在海口，手里握着最后一点兵权。 当时他身边的朋友、部下，甚至李宗仁都劝他，千万别去台湾，去了就是自投罗网，那就是个死局。 可白崇禧这人倔，他觉得要是就这么走了，或者流亡海外，那是当了逃兵。他跟人说：“我要向历史交代。” 再加上蒋介石那边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催，又是许诺给他当“行政院长”，又是让他去主持大局。白崇禧信了，他在1949年12月30日，硬是顶着所有人的反对，坐飞机飞去了台湾。 这一去，就再也没能回来。脚刚一沾上台湾的地，白崇禧就发现不对劲了。什么“行政院长”，什么实权，全是镜花水月。 蒋介石给他的头衔是“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”，听着挺响亮，其实就是个挂名的闲职，手里一兵一卒都没有。这时候他才明白，自己这是从老虎变成了笼中鸟。 蒋介石对白崇禧，那是既用又防，更确切地说是恨。为了盯着白崇禧，蒋介石特意成立了一个专案组，给白崇禧起了个代号叫“老妹子”。 特务们在白崇禧家对面设了个派出所，说是维持治安，其实就是24小时盯着他家大门。白崇禧不管去哪，后面永远跟着一辆吉普车。 这种日子过得实在太憋屈。1956年5月2日，白崇禧实在忍不了了，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，质问为什么要派人跟踪他。 这信是通过张群转交的，副本还给了陈诚。结果陈诚给的解释更是让人哭笑不得，说是为了“保护”他的安全。白崇禧心里跟明镜似的，这种“保护”就是要把他困死。 有时候白崇禧也想恶心恶心这些特务。他在外面吃饭喝咖啡，发现后面有人盯着，就干脆走过去，请那些监视他的人一起喝一杯。 看着特务们尴尬的样子，他心里多少能痛快一点，但这痛快背后，全是无奈。光是监视还不够，蒋介石还得在政治上搞臭他。 1954年3月，国民党开“国民大会”，居然有人跳出来提案弹劾白崇禧。罪名有两条：一是说他私吞军费，二是说他在徐蚌会战的时候拥兵自重，见死不救。 这明显是有人在背后指使，要把丢掉大陆的黑锅全扣在他头上。白崇禧是个要面子的人，哪受得了这个。 他亲自跑到大会上去答辩，把当年的电报、手令一条条摆出来，说自己当年把最精锐的部队都派上去拼光了，哪来的见死不救？ 虽然最后这个提案被搁置了，没真把他怎么样，但这盆脏水泼下来，白崇禧的心是彻底凉了。 真正让白崇禧感到绝望的，是1965年。那年7月20日，李宗仁回到了大陆，还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。这事儿对蒋介石刺激太大，他拿李宗仁没办法，就把所有的火气都撒在了白崇禧身上。 以前留着白崇禧，是为了牵制李宗仁，现在李宗仁“投共”了，白崇禧这颗棋子也就成了废子，甚至成了眼中钉。 那时候白崇禧的日子更难过了，他痛苦地跟人说：“德邻投共，我今后在台湾，更没有脸见人了。”从那以后，他身边的特务盯得更紧，吉普车跟得更近。 到了1966年12月1日晚上，白崇禧去参加马继援将军的家宴，前“外交部长”叶公超也在座。吃完饭，白崇禧好心送叶公超回家。 据后来白先勇回忆，那天晚上他们车后面，依然紧紧咬着特务的车辆。谁也没想到，这竟然是白崇禧生前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。 第二天，也就是1966年12月2日，白崇禧在台北松江路127号的家里突然倒下，再也没起来。官方给的说法是心脏冠状动脉梗塞，也就是心脏病突发，享年73岁。 这只曾经叱咤风云的“小诸葛”，就这么在郁闷和压抑中走了。白崇禧一死，蒋介石的态度立马变了。12月9日，在台北市立殡仪馆举行公祭，蒋介石亲自来了。 他一脸肃穆，又是鞠躬又是慰问，做得滴水不漏。走到白家家属面前时，蒋介石停下脚步，关切地问了一句：“以后有什么困难，尽管来找我。” 这话听在白家人耳朵里，简直是莫大的讽刺。这时候，白崇禧的小儿子白先敬站了出来。 这孩子从小就是个硬骨头，看着父亲被软禁、被监视、被羞辱了这么多年，心里早就憋了一团火。他当场就回敬了蒋介石那句著名的硬话，这一句话，把白家的脊梁骨给撑起来了。 其实，白崇禧生前就看透了官场的险恶，他早早就给孩子们立了规矩：不准从政。他让孩子们都要学一门手艺，靠本事吃饭。他说，只有自己有本事，才不用看别人的脸色。 白家的孩子们也确实争气，没一个是靠着父亲的余荫混日子的。三儿子白先勇，后来成了享誉世界的大作家，那一笔写尽了世态炎凉。 那个敢顶撞蒋介石的白先敬，后来投身商界，从最底层做起，硬是靠自己打拼出了一番天地；其他的子女，有搞技术的，有做学问的，个个都成了材。 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那句话：白家的人，站着也能把饭吃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