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5年，嫁给农民的女知青，突然将满满一瓶的农药倒在了嘴里。 土坯房的木门没关严，风卷着黄土灌进来，把她散落在枕头上的教案吹得哗啦响，上面还留着用红铅笔圈住的"鲁迅"两个字。 没人知道，这个曾在日记本里写满"北大中文系"的姑娘，为何会在黄土坡上吞下整瓶农药。 1968年秋天，刘琦背着绣着梅花的帆布包离开北京时，母亲往她兜里塞了把大白兔奶糖，说"政策松动了就来接你"。 可到了红柳圪旦村的第一晚，她就抱着漏风的被褥哭到后半夜老鼠从墙洞里探出头，土炕凉得像块冰，早上醒来，枕巾全是冻硬的泪痕。 白天跟着村民割麦，手掌磨出的血泡沾了麦芒，疼得她咬着牙不敢吭声。 村里婆娘聚在井台边嚼舌根，说"城里来的娇小姐连猪食都不会煮"。 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，她刚说"妈我想回家"，听筒那头就传来母亲压低的声音"政策不允许"。 挂了电话，她蹲在电线杆旁，把兜里最后一块奶糖纸捏得皱巴巴的。 日子在割麦的镰刀声里一天天过，直到1977年秋天，广播里突然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。 刘琦把土坯房的煤油灯挑得亮亮的，翻出藏在箱底的高中课本，每晚学到鸡叫。 她在纸条上写"北京大学中文系"，贴在墙上，对着纸条啃干硬的窝头。 可开春时录取通知书没等来，村干部揣着搪瓷缸子来串门，说"你家成分是'走资派'，政审过不了"。 那天她把纸条撕得粉碎，混着眼泪咽进了肚子。 25岁那年，房东说儿子要结婚，让她搬出去。 村里的刘三海每天给她送两个窝头，帮她修漏雨的屋顶。 她想，或许嫁了人就有个家了。 婚礼只有两斤红糖，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看着刘三海给她倒的一碗高粱酒，突然想起北京家里的葡萄酒杯。 后来她生了两个女儿，刘三海开始酗酒，输了钱就打她，骂她"不下蛋的鸡"。 她缩在炕角护着孩子，手背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。 1985年她成了村小代课教师，每月25块工资。 早上五点起床做早饭，送三个孩子（后来抱养了一个儿子）上学，白天教语文数学，晚上在煤油灯下备课，还要给喝醉的刘三海擦脸。 胃病犯了就啃干馍馍压着，疼得直不起腰时，就靠在土坯墙根歇会儿，看着墙上孩子们歪歪扭扭的"老师好"发呆。 1995年春天，村口开来辆小轿车，下来个穿的确良衬衫的女人，是她当年的同学王丽。 王丽现在是市教育局副局长，说起当年靠父亲平反后考上大学的事，笑着拍她的肩"你要是那时能回城..."刘琦看着对方脚上的皮鞋，再看看自己沾满泥的布鞋，突然觉得眼睛疼。 那天晚上刘三海又输了钱，把她推倒在地，她第一次没哭，爬起来走到墙角，拿起那瓶准备给棉花打虫的敌敌畏。 那瓶敌敌畏被发现时，瓶身还沾着她没洗干净的粉笔灰她当天下午刚给孩子们改完作业。 教案本摊在炕桌上，最后一页写着"今天学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，孩子们问北京的园子是不是真有桑葚，我说，是的，很甜。 "或许对刘琦来说，42年的人生里，只有站在土坯房教室黑板前的那25块钱工资，是她离"自己"最近的时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