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8年，"中国核潜艇之父"黄旭华，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，顺道回了趟家，探视自己的母亲。 三十年没好好陪过母亲，这次回家的路却走得异常沉重。 刚完成300米极限深潜的黄旭华，手里还攥着那张皱巴巴的试验报告，推开家门时，95岁的老母亲正坐在藤椅上纳鞋底，抬头看见他的瞬间，针线突然掉在地上。 1958年那个雨天，34岁的黄旭华揣着保密协议离开家。 新婚妻子李世英追到巷口，他只敢回头挥了挥手，那句"等我回来"卡在喉咙里。 此后二十八年，家书里永远只有"一切安好，勿念"六个字。 父亲1965年去世时，他正在葫芦岛基地计算潜艇线型数据，电报攥到发烫也没能请假。 最难的是没有任何技术资料。 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所有图纸，团队只能对着报纸上翻拍的模糊照片琢磨。 黄旭华带着200多人用算盘计算核潜艇的弹道数据，演算纸堆得比人还高。 有次连续工作72小时，他趴在桌上睡着了，梦里全是数字在游。 1987年夏天，哥哥黄旭旦在《羊城晚报》看到篇报道，标题《赫赫而无名的人生》旁边配着照片。 那个戴着眼镜、鬓角斑白的"黄总设计师"，分明就是失踪多年的弟弟。 老母亲戴上老花镜，手指抚过报纸上的名字，眼泪把报纸洇出个小坑："三哥不是不孝，是为国家做大事去了。 " 深潜成功那天，南海的浪特别大。 64岁的黄旭华亲自跟着潜艇下潜，舱壁传来"咔嗒咔嗒"的声响，每个人手心都攥着汗。 当深度计指向300米，他掏出怀表看了看，表盖内侧贴着全家福，照片都磨出毛边了。 母亲把纳了一半的鞋底推到他面前，针脚细密得像潜艇的焊缝。 "这三十年，我总梦见你小时候蹲在门槛上看我做鞋。 "她拿起剪刀，把线头轻轻剪断，"现在知道你在海底给国家造大船，我夜里睡得安稳。 "藤椅旁的煤油灯昏黄，照在两人紧握的手上，像三十年前那个没说再见的雨天。 如今黄旭华办公室的抽屉里，还锁着那把用了半辈子的算盘。 算珠被磨得发亮，每一颗都藏着无声的演算。 就像他常对年轻科研人员说的，真正的深潜，不是潜入海底，是把心沉进国家最需要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