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，王近山去部队巡查，两个年轻女兵激动敬礼：“王副团长好！”话音刚落，他盯着两人的手腕突然停住脚步。 这声问候听着热情，可她们敬礼的姿势，让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他心里咯噔一下。 七亘村伏击战刚打完两周，部队打了胜仗名声大了，新兵像潮水似的涌进来。 王近山带着警卫员在训练场转，想着新兵里说不定混进些“不速之客”。 毕竟这年月，日本人的眼睛可亮得很，哪支部队势头好就往哪钻。 两个女兵站在队列前排，蓝布军装洗得发白，头发梳成齐耳短发，看着和其他农家女没两样。 可刚才那敬礼，左手拇指硬是没贴到食指第二关节，指尖还刻意往里扣了扣。 王近山皱起眉，咱们八路军的军礼哪有这么“讲究”？他走过去随口问：“家是河北哪的？家里种高粱还是小米？”左边女兵张嘴就答：“俺は河北宁晋县です，家里种的小米粥。”话一出口，她自己都愣了，赶紧改口：“俺家种高粱，熬粥香。”王近山心里更有数了，河北农家女哪会分不清小米和高粱，还把日语语法顺嘴溜出来了。 他让警卫员把两人带到旁边小屋，说要核对入伍档案。 刚坐下，王近山就盯着她们的布鞋看。 鞋底磨得均匀，不像天天走山路的样子，可脚踝内侧却有圈半月形的硬茧。 这茧子他见过，以前抓过的日本俘虏，脚上也有，是长期穿木屐磨出来的。 “把鞋脱了看看。”他话音刚落，左边女兵突然从袖管滑出把短刀，直刺警卫员。 王近山反应快，掏出驳壳枪“砰”一声打中她手腕，刀掉在地上。 另一个想往窗外翻，被门口哨兵拦住，挣扎时发髻散开，一卷微型胶卷掉了出来上面画着772团的兵力部署图。 后来才知道，这俩是日本特高课训练的“樱花特工”。 日本人从甲午年就玩这套，那会儿派京都艺伎装成茶馆老板娘，套清军的炮台数据；到了1932年，干脆在神户设了训练基地，教姑娘们说中国方言、发摩斯电码，连怎么假装“逃难妇女”哭鼻子都练。 就像那个叫川岛芳子的，装成天津推销员，几句话就把冀东保安队的队长给策反了。 不过咱们这边也有厉害的女性情报员。 中共的沈安娜在国民党机要处当速记员，蒋介石开会说啥，她一字不落地传给组织；东北抗联的赵一曼带着朝鲜族姑娘建情报站，日伪军动一动，她们当天就能知道。 这些姑娘不用刀枪，凭着脑子和胆子，照样在看不见的战场上拼杀。 王近山常说，战场上的输赢，有时候就藏在不起眼的细节里。 那两个女兵要是把军礼姿势改改，把脚踝的茧子磨掉点，说不定真能蒙混过关。 可她们忘了，农家女不会分不清小米和高粱，更不会把“俺是河北人”说成“俺は河北です”。 这种对生活细节的疏忽，成了她们的致命伤。 现在想想，王近山当时那股子警觉劲儿，其实就是把日常观察变成了战场直觉。 他没学过什么情报理论，就是在部队待久了，知道自家兵啥样，老百姓咋说话。 这种从生活里练出来的“火眼金睛”，比任何密码本都管用毕竟伪装能模仿外表，却藏不住骨子里的习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