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国以后，刘伯承是第一个主动辞去兵权，建议并受命组建军事学院，任院长兼政委，而未担任大军区司令员的职务。自1966年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，直至1982年辞职。1986 年逝世，享年95岁，是最长寿的开国元帅。 在一排元帅里，刘伯承算是走得特别的。 人们提起他，多半想到“军神”，想到九处伤和那本《残废证》。往后再看一眼，就会发现一个有点反常的选择：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就是这个人，第一个主动把兵权交出来，提议办军事学院，当院长兼政委，一辈子没去当大军区司令员。 一八九二年，他生在四川穷人家，书念过，心气不小。 十八岁，他“把笔一扔”，进川军当兵，从最底层往上爬，在鞭子和号令里磨出带兵本事。 二十二岁，随队路过三峡，境况不顺，他在船舱里写下：“手执青锋卫共和，独战饥寒又一秋。”一句话，把那时候的冷和劲都压进去。 一九一六年三月中旬，丰都之战差点要了他的命。 二十四岁的刘伯承，带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攻克丰都，为云南护国军在川南作战解围。 城打下来了，他连中两弹，一发擦伤颅顶，一发从右太阳穴进、从右眼出。 各地悬赏抓护国军，他一边躲，一边拖着伤体找医生，到年底才进重庆临江门外德国医生沃克的诊所。 手术时，他坚持不用麻药，出了事算在自己头上。 三个多小时，坏死的眼球被摘除，眼眶里的腐肉一点点清理，他在心里默数刀数。等手术结束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一共七十二刀。”沃克感叹，这是见过最硬的病人，“是真正的男子汉，一块会说话的钢板，名副其实的军神”。“军神”这两个字，从此跟着他。 后来整理《残废证》，九条伤情一项项写着：左脚一处，颅顶一处，右眼一处，右腿股动脉一处，左臀一处，左腿伤及神经，一度不能行走，右腿侧面一处，当年他自己把弹头从肉里抠出来，左脚侧边一处，右手侧面一处。 儿子刘蒙回忆，父亲身上的弹片一直没取干净，一九八六年火化时，骨灰里还能看到碎片。 一九二三年九月九日，他已是川军第二混成旅团长，在大足百灵湾附近白岩脚，向村民张树庭打听七星庵阵地，一声冷枪射来，子弹打中右腿股动脉，再次倒在血泊里。 先送内江野战医院，再转成都北门外法国医院。院长艾毓梅建议截肢保命，他咬牙拒绝。 天气闷热，伤口肿痛，他硬撑着挺过危险期，又慢慢学会站起来，从此走路略带拖拽，却始终没让人动刀子。 按常理，这样一副身子，回旧军队图个安稳也说得过去。 刘伯承没那样走。三十四岁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从旧军官变成认准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者。一年后，他和周恩来、朱德、贺龙、叶挺等人一起，出现在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名单里，成了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之一。 长征途中，一九三五年红军到贵州仁怀，队伍稍作休整，他和警卫员在树下纳凉。树杈上几只鸟乱叫，大家起哄要总参谋长露一手。 他拔出左轮，对着树上一抬手，一枪，一只鸟掉下来。有人嘴上不服，说可能撞上的。 他索性让警卫员拿个鸡蛋往天上一抛，等鸡蛋在空中缩成黄豆大小，再抬手开枪，鸡蛋当空炸开。他笑笑，只留下一句：“功多艺熟，业精于勤。” 解放战争中，他和邓小平搭档，带“刘邓大军”千里跃进大别山，把主力从中原战场插到敌后，在全国局势上敲下一记重锤。 淮海战役打响，他参与战役的组织筹划，兵、粮、车一拨拨往前推，把这场大会战做成左右全局的一仗。毛泽东称他是“一条龙下凡”，朱德说他“具有古名将风，是不可多得的军事奇才”，陈毅写“论兵新孙吴，守土古范韩”，徐向前在他逝世后写“十万军帐哭刘公”。 照一般眼光，这样的将领，新中国成立后当个大军区司令员天经地义。 刘伯承想的，却是军队的后劲。全国刚基本解放，军队里最缺的是会带兵、会打仗的中高级干部。如果只指望几位老将硬撑，总有撑不住的一天。 不如把几十年摸索出来的带兵、练兵、用兵的门道收拢好，交给后来人。 建国以后，他主动提出辞去手中原有兵权，建议专门创办一所高层次军事学院，把理论和实战一起讲透。 五十九岁，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，搬进南京校园。 白天定课程、选教材、挑教员，晚上在灯下对着地图推战例。 有学员记得，这位院长右眼失明，走路略沉，讲起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、讲起淮海战役时，地名、时间、兵力数字脱口而出，像还站在指挥所里。对他来说，把仗打在课堂上，也是守土。 一九六六年，他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，一直到一九八二年辞职。 十六年间，军队建设上的许多大事他都参与，却始终不在权位上做文章，不跟风，不附势，不争功，不恋权，也不为自己搞特殊照顾。 身边人常说，这个人，是真“甘当孺子牛”。 一九八六年，刘伯承在北京离世，享年九十五岁，是开国元帅里最长寿的一位。 一边是那本写着九处伤残的《残废证》和骨灰里的弹片，一边是一茬又一茬走出军事学院的学员和灯光。打了一辈子仗的人，把兵权交了出去，把刀枪收在心里，把经验留给后来人，这样的“军神”，既硬，也清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