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起吴晗，许多人想到的是那位写了《海瑞罢官》的历史学家。 但1969年，北京刑场边，一棵老槐树下，这个曾经的北京市副市长，正被一根粗麻绳死死捆在树干上。绳子勒进他60岁的身体，有人上前，一把揪住他的头发，硬生生往下薅。 鞭子裹着风声，砸在他单薄的棉袄上，一声声闷响，像在捶一块挂起来的冻肉。 十多年前，他还是坐在宽大办公桌前的吴副市长。批出去的文件，带着清华教授特有的条理，一手推动了北京的图书馆、文物保护和整个教育体系。他曾拼了命地想保住北京的老城墙。 转折点，就是那部他写于1961年的历史剧，《海瑞罢官》。 海瑞，是他研究了一辈子明史后，最佩服的硬骨头。他把这份敬佩写进了剧本。 四年后，一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横空出世，直指这部剧“影射当代”。没人通知他辩解，没人给他机会说话，批判的浪潮直接把他吞了。前一天还是受人尊敬的学者，一夜之间，就成了“反党分子”。 他想不通。 他只是个书生，从三十年代就在清华园里埋头啃明史，胡适都夸他考证扎实。后来他确实关心政治，但他信的是，历史学得对社会有点用处。 身体早就垮了。常年劳累，心脏也不好。当年在清华，他爱上了一个叫袁震的女孩。女孩全身打着石膏，被骨结核折磨得动弹不得。吴晗没走，背着她四处求医，最后在昆明战火里结了婚。 他写的那些书，那些文章，几乎每一个字，背后都是妻子袁震拖着病体，在昏暗的灯下，用颤抖的手指帮他逐字逐句地校对，指尖在稿纸上留下浅浅的印痕。 现在，两人被关在不同的地方，不许通信。 他到死可能都没想明白，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是写了一部他认为的好戏，还是天真地以为，书生可以用历史来讲道理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