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国联邦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干预显著增强，这一趋势显示出明显的“国家资本主义”特征，其根源可追溯至拜登政府时期旨在重振本土制造业的《芯片法案》等产业政策，而特朗普政府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行政权力。该模式反映了两党的一种共识，即认为过去的自由市场导致了制造业外流和对华关键产业的依赖。但是，历史上国家主导的资本配置效率低于市场，且美国的干预方式缺乏制度框架，更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和增长放缓。同时，政府干预的增强也迫使企业大幅增加游说开支以影响政策，例如英伟达的联邦游说费用自2022年以来已大幅增加。来源：华尔街日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