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在以前，中国退出联合国是一个笑话，但是现在却成为了我们切切实实要考虑的问题。 12月24日，第79届联合国大会全会通过了下一年度预算草案，中国要缴的会费比例定在15.78%，算下来就是7.9亿美元，缴费截止日是2025年2月28日。 这笔钱不是小数目，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笔需要认真考量的财政支出，更关键的是，这笔钱交出去能换来什么，值得我们仔细盘算。 翻回2013年的账册就知道，那会儿中国的会费比例才5.148%，一年也就交1.3亿美元，短短十来年时间，会费直接翻了六倍还多。 大家可以想想，这十年里咱们自己的经济增速是多少，全球范围内能有几个国家的缴费增速能超过咱们？这种增速已经远超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缴费增长幅度，完全超出了合理范畴。 要知道，联合国会费的分摊本来是按 “支付能力” 原则来的，结合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、债务负担和人均指标综合评估，可现在咱们的缴费增长速度，早就和经济增速脱钩了。 更讽刺的是，咱们这边从来都是足额按时交钱，联合国官网还会专门用中文说句谢谢，态度看着挺客气，可等咱们提交三份 “纠正台澎金马不当称谓” 的合理要求时，联合国官网却装聋作哑，长期显示 “待处理”，活生生演了一出 “秒收款、零回复” 的戏码。 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，纠正不当称谓只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基本要求，完全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精神，可就是这样合情合理的诉求，却被联合国晾在一边，连个明确的回应都没有。 这可不是孤立的事，背后藏着联合国体系里的大问题，首先就是联合国的治理结构失衡，话语权被少数国家掌控。虽然联合国是由193个会员国组成的国际组织，但实际运作中，很多规则都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。 比如在联合国的管理架构里，中国籍专业官员仅占职员总数的2.3%，远低于咱们的会费权重。简单说就是，咱们出钱多，但在管理层面说话的分量不够，连纠正一个不当称谓这样的合理要求，都因为少数国家的阻挠而推进不了。 再就是联合国的决策程序越来越臃肿低效，有数据显示，联合国一年要召开2.7万次会议，产出1100份报告，其中60%都是重复议题。 自2020年以来，每份联大决议的平均字数增长了55%，安理会决议的篇幅更是30年来翻了三倍，很多机构陷入了 “为开会而开会，为写报告而写报告” 的循环，把精力都放在了维持自身存在上，而不是解决实际问题。 这种低效的运作模式，导致很多合理诉求被淹没在繁杂的程序里，咱们的纠正诉求长期 “待处理”，和这种低效的决策机制有直接关系。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经费缴纳和责任承担不对等。作为联合国会费比例最高的美国，长期拖欠会费，到2025年9月，美国拖欠的联合国会费已经超过30亿美元，占联合国总欠款的大头。 按照《联合国宪章》第十九条规定，拖欠款项达到前两年应缴数目就该丧失大会投票权，可美国总能通过各种手段游走在规则边缘，丝毫不受影响。 反观咱们，一直足额缴纳会费，履行了自己的义务，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公正对待，这种权利和义务的失衡，让联合国的经费机制失去了应有的公平性。 更让人担忧的是，联合国的权威正在不断弱化，很多关键议题已经开始转向G7、G20这些非联合国平台解决，比如全球经济治理被G7、G20主导，安全事务中北约、QUAD等 “地缘俱乐部” 大行其道。 这导致联合国越来越像一个只负责开会发言的平台，而不是解决全球问题的行动平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咱们花大价钱缴纳会费，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，反而要承受不公正的待遇，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考虑，继续留在这样的体系里，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。 以前说中国要退出联合国，没人会当真，觉得是天方夜谭，可现在不一样了，当我们的合理诉求长期被忽视，当我们缴纳的会费越来越多却得不到对等的权利，当联合国体系越来越难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，退出就不再是笑话，而是需要认真权衡的选择。 毕竟，我们缴纳会费是为了维护国际公平正义，为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合理方向发展，而不是为了花钱买不公正待遇。 如果联合国始终无法解决这些体系性问题，始终无法给予中国应有的尊重和权利，那么考虑退出，维护国家的正当权益，就会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选择。 当然，我们并不是希望退出联合国，更希望联合国能进行真正的改革，纠正治理结构的失衡，提高运作效率，让每个会员国的权利和义务都能得到对等体现。 但如果改革始终无法推进，不公待遇持续存在，那么我们就必须为国家的利益考虑，重新审视在联合国体系中的定位，毕竟，任何国际组织，只有真正做到公平公正，才能赢得会员国的信任和支持，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