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8年上海机场，高官父亲苦求女儿登机去台湾，女儿死活不肯：我要等丈夫，结果这一等就是40年，直到死都没等到那个人回头 1948年的上海虹桥机场，空气里飘着汽油味和人心的惶惶不安。高官沈仲文攥着两张去台湾的机票，指节泛白，对着面前二十岁的女儿沈清媛几乎是哀求：“媛儿，跟爸走，再晚就来不及了！” 沈仲文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专员，是蒋介石撤台计划中重点“护送”的官员之一，手里的机票是托了三层关系才弄到的硬通货——彼时上海机场、港口早已人山人海，机票船票早被权贵们哄抢一空，普通百姓连靠近的资格都没有。 沈清媛的头摇得像拨浪鼓，眼泪砸在洗得发白的旗袍上：“爸，我不能走，景明说会在静安寺门口等我，他没回来，我哪儿也不去。” 景明是她的丈夫，两人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，1947年在大西路的玉兰花下订了婚。那个年代的上海，“女朋友”三个字几乎等同于“未婚妻”，一旦承诺便要负起终身责任，沈清媛记得景明说过，等局势稳定就带她去看外滩的新建筑，还会用英文给她写一辈子情书。可1948年深秋，景明作为进步青年参与了学生运动后，就只留下一句“去处理点事，很快回来”，便没了踪影。 沈仲文急得直跺脚，他知道局势有多凶险。当时蒋介石已经拍板撤守台湾，正下令将国库的黄金、白银和外汇源源不断运往基隆港，连故宫的稀世珍宝都分三批装船转运，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。“他不会回来了！”沈仲文声音发颤，“汤恩伯的部队已经在布防，上海很快就会打仗，你留在这就是等死！” 卫兵在一旁催促，说军舰护航的黄金运输船已经要启航，再延误就赶不上了。沈清媛却只是往机场出口退，她望着市区的方向，那里有她和景明的小家，有他没来得及带走的钢笔，还有两人约定重逢的静安寺。 父亲最终被卫兵架着登机，飞机起飞时的气流掀动沈清媛的衣角，她望着那架C-47运输机消失在云层里，以为只是短暂分离，却不知是此生永别。上海解放后，沈清媛搬回了老城区的石库门里弄，挤在“滚地龙”般的简棚屋里。她在里弄工厂找了份缫丝的活，每天天不亮就去上班，双手被热水泡得发白，只为攒钱打听景明的消息。她去过当初约会的大西路，玉兰花年年盛开，却再也等不到那个会吹好莱坞电影插曲的青年；她跑遍了上海的收容所和医院，得到的只有摇头和叹息。 两岸的隔绝像一道无形的墙，彻底阻断了所有念想。那些年，她试过托渔船捎信，让渔民在海上遇到台湾渔船时帮忙打听；也试过通过新加坡的远亲转寄信件，却都石沉大海。直到1979年大陆率先开放对台通邮，她第一时间写下家书，地址写的是景明老家的旧址，可信件最终被退回，信封上印着“查无此人”。1987年，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，沈清媛天天守在邮局门口，盼着能收到一封来自海峡对岸的信，哪怕只是一句平安。 岁月在等待中悄悄流逝，石库门里弄的邻居换了一批又一批，上海的高楼从零星几座变成了成片的建筑群，她住的简棚屋也被改造成了砖瓦房。沈清媛从梳着麻花辫的姑娘，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，手里始终攥着景明留下的钢笔，笔杆被磨得光滑发亮。她一辈子没再嫁人，把景明的照片压在枕头下，每天睡前都会摩挲着照片说：“我等你呢，你可别迷路了。” 1988年的冬天，沈清媛得了重病，躺在医院里，意识模糊时还在喊着景明的名字。邻居在整理她的遗物时，发现了一沓泛黄的情书，全是景明当年写的，字里行间满是青涩的爱意；还有一本日记，最后一页写着：“等了四十年，或许他早就不在了，可我不后悔，当年没跟爸走，是我自己选的路。” 后来有人从台湾带回消息，说景明当年参与运动后遭到追捕，为了不连累他人，辗转去了香港，却在1950年的一次海上偷渡中遇难，遗体都没能找到。 个人的爱情在时代的洪流面前，渺小得像一粒尘埃。沈清媛的四十年等待，是海峡两岸无数家庭的缩影，那些被人为阻隔的亲情与爱情，在漫长的岁月里酿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。直到今天，仍有两岸同胞在寻找失散的亲人，那些未寄出的信件、未兑现的承诺，都是刻在民族记忆里的伤痛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