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1年，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，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，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！ 昆明郊区的实验室里，57岁的汤飞凡盯着显微镜，手微微发抖。 镜片下幽蓝的荧光里，躺着中国第一批青霉素结晶。 三天前，前线刚送来一批伤员，子弹没夺走的生命，正被伤口里的细菌一点点吞噬。 这个湖南人总爱穿件洗得发白的长衫，袖口磨出毛边也舍不得换。 1929年哈佛导师拿着5000美元年薪挽留时，他摸着怀里的菌种试管说"中国更需要这个"。 回国后在上海建实验室，学生们记得他总蹲在地上看培养皿，说"细菌可比洋人讲规矩，给点养分就乖乖干活"。 1938年日本人的炸弹炸碎实验室玻璃窗时，汤飞凡带着学生挑着扁担上路。 368公里的湘黔古道上，显微镜裹在棉被里，培养箱垫着稻草，挑夫们笑这群读书人"扛着玻璃罐子逃难"。 到了昆明，他在破庙里支起摊子，竹筒当发酵罐，井水煮沸了当蒸馏水，连花生油都成了宝贝用来给培养液消泡。 助手冯兰洲那天摔了个跟头，爬起来发现鞋底沾着团绿霉。 谁都没想到，这团从泥地里捡来的东西，后来救了远征军的命。 汤飞凡带着人满山找发霉的橘子皮、烂玉米，287份样本里，就数这鞋底污垢里的产黄青霉长得最欢实。 他在笔记本上画满歪歪扭扭的竹筒草图，后来这些竹筒产出的青霉素，让前线感染伤口的士兵活下来的多了。 1944年夏天，3000支青霉素送到滇西战场。 卫生兵撕开包装时，发现药瓶标签是用毛笔写的"汤氏青霉"。 后来有人说，要不是那些竹筒罐子和花生油消泡剂，中国士兵得再多死五倍。 汤飞凡听了只是笑，继续蹲在地上摆弄他的培养皿，好像那些救命的药，不过是些听话的细菌变出来的魔术。 晚年他研究沙眼衣原体，把自己的眼睛当试验场。 学生劝他小心，他指着实验室墙上的扁担说："当年挑着这些家当走了半个中国，现在这点风险算什么。 "那根扁担后来挂在研究所走廊，漆皮剥落处，还能看见当年刻的"科学救国"四个字。 就像他当年用竹筒发酵罐造出青霉素一样，真正的力量，往往藏在最朴素的坚持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