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5年，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外出打牌，突然全身燥热，坐立不安，她心中有不好的预感。 这种莫名的心悸让她连牌友的招呼都没打全，抓起手袋就往家赶，活了大半辈子，这种心慌意乱的感觉还是头一回这么强烈。 回到家时，客厅里静悄悄的，只有管家在擦拭家具，看到姚玉兰回来想说些什么，却被她匆忙的脚步打断。 推开杜维嵩卧室门的瞬间，她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，儿子躺在地板上，脸色苍白得像张纸，床头柜上散落着几个空药瓶。 管家后来回忆，那天中午少爷吃饭时一句话都没说，往常喜欢的几道菜动都没动，本来以为只是心情不好，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。 警察来的时候，在抽屉里发现了几张揉得不成样子的账单，有欠了两个月的房租，还有裁缝店的尾款没结，旁边压着一张字条，是和大哥杜维善争吵时写的，大概意思是这个月的生活费能不能多给点，字迹潦草得像是用力划上去的。 杜维嵩这辈子没为钱发过愁，可偏偏最后栽在了这些账单上，想想都觉得讽刺。 杜维嵩出生那会儿，正是杜月笙在上海滩最风光的时候，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，简直被宠上了天。 从记事起，身边就没缺过人伺候，吃饭有人喂，穿衣有人帮，十岁生日时，杜月笙直接让人把一整个玩具店的东西都搬回了家，搞不清的还以为是开了家游乐场。 那时候家里的佣人常说，少爷连鞋带都不会系，有次上学司机请假，他愣是穿着拖鞋去了学校，回来还委屈地说同学笑话他，杜月笙知道了直接把那个笑他的同学父亲叫到公司“谈了谈”。 1949年搬到香港后，日子就不一样了，大房子换成了小公寓，佣人从二十多个减到两个，杜维嵩第一次自己穿衣服时，对着衬衫上的纽扣研究了半天，最后还是管家看不过去帮的忙。 有次出门忘带钥匙，在门外站了两个多小时，后来还是邻居帮忙打电话叫的开锁匠，这件事成了那段时间家里的笑谈，可他自己却偷偷哭了好几回。 1951年杜月笙走的时候，特意在遗嘱里写明，杜维嵩的生活费由大哥杜维善按月给，怕他手里有钱就乱花。 刚开始还好，后来他花钱越来越没数，今天买个相机，明天换个手表，杜维善看不下去就开始控制金额，每次去要钱都得被问半天钱花哪儿了，有次他被问急了，把钱包往桌上一摔，说自己是杜家的儿子，花这点钱怎么了，结果兄弟俩大吵一架，半个多月没说话。 其实不光是杜维嵩，那时候好多豪门子弟都这样，盛宣怀的孙子盛毓邮，继承了那么多家产，没几年就赌光了，最后在香港开了家面馆，每天起早贪黑揉面，有记者去采访，他说现在虽然累，但睡得踏实，以前钱再多，心里也空落落的。 如此看来，不管家里多有钱，要是没点真本事，日子照样过不好。 现在不少家长还是这样，总觉得给孩子最好的物质生活就行了，却忘了教他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事，就像给小鸟喂饱了关在笼子里，等有天笼子打开了，它都不知道怎么飞。 李嘉诚教育儿子就很不一样，李泽楷十八岁时，他直接把人送到加拿大，让自己打工赚学费，说是要让他知道钱来之不易，后来李泽楷创业遇到困难，李嘉诚也没伸手帮忙，硬是让他自己扛过来了。 杜维嵩的事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可每次想起来还是让人心里不是滋味。 他就像朵在温室里长大的花，没经历过风吹雨打，稍微有点变故就受不了了。 真正的富养不是给多少钱，而是教会孩子怎么面对生活，怎么在顺境时不飘，逆境时不垮，这才是能跟着一辈子的东西，其他的说白了都是身外之物。 如此看来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，家庭教育里最该教的，从来都不是怎么花钱，而是怎么活着，毕竟父母不能陪孩子一辈子，能让他们安身立命的，只有自己那双手和那颗强大的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