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次，鲁迅去理发。 那天他穿件旧棉袍，理发师手起剪落没五分钟就完事，头发茬子还沾在衣领上。 再去时还是那件棉袍，理发师却点头哈腰，剪刀在他头上舞了快半小时，末了还问“先生您看这样可中？” 第一次从理发店出来，鲁迅摸出袋里所有铜板放在桌上，没数多少，转身就走。 理发师瞥了眼那堆零钱，嘴角撇得更高。 后来再去，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袍，理发师却换了副面孔，又是递热毛巾又是梳分头，剪完还往他肩上拍了拍，好像刚完成件艺术品。 看着镜子里被精心打理的头发，鲁迅心里大概在想，人靠衣裳马靠鞍的道理，在哪个年代都一样。 他在教育部当佥事时见过太多这样的事，穿长衫的和穿短打的，进茶馆都得走不同的门。 这种看人下菜碟的习惯，比桌上的茶渍还难擦干净。 早年间在仙台学医，他见过比这更扎心的场景。 课堂上放的幻灯片里，同胞围着看日本人处决中国人，脸上没一点表情。 那一刻他突然明白，医好身体不如医好脑子，手里的手术刀，不如笔下的钢笔有力量。 后来他把手术刀换成钢笔，专写那些藏在衣袍下的“小”来。 后来写《孔乙己》，他特意让那个读书人站着喝酒还穿长衫，把阶层的尴尬写得入木三分。 还有祥林嫂头上那根白头绳，从光鲜到枯槁，不就是被生活反复修剪的头发吗？他的笔像把精准的剪刀，剪掉社会的虚饰，露出底下的疮疤，让读者疼得忍不住想去挠。 面对理发师的势利，鲁迅没说一句指责的话。 第一次给多少，第二次还给多少，只是第二次走时，他把落在衣领上的头发茬轻轻掸掉了。 这种不声不响的反抗，比拍桌子骂人更有劲儿，就像他写文章，从不喊口号，却字字戳在痛处，让看的人心里直发颤。 那件旧棉袍后来陪他走过很多地方，从教育部的办公室到上海的弄堂。 他去世后，家人整理遗物，发现衣兜里还留着几枚磨得发亮的铜板。 这大概就是鲁迅留给我们的启示：真正的体面不在衣裳，而在心里那杆秤，称得出他人的轻慢，更称得出自己的尊严，就像他对待那两次理发，用沉默的铜板，给势利上了最响亮的一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