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9年刚过完年不久，我父亲去公社开会，会议结束，公社领导就把我父亲喊了过去。 那时候天还冷，父亲裹着打了补丁的棉袄，手插在袖筒里，跟着领导往办公室走。 1969年，年味还没散尽，我爹，那会儿还是生产队的会计，揣着个豁了口的搪瓷缸子去公社开会。 散会时日头偏西，书记叼着旱烟袋把他往办公室领，“老张，留步，有点事跟你合计。” 天寒地冻的，爹裹着那件打了补丁的旧棉袄，补丁摞补丁，蓝布面洗得发白；手插在袖筒里，指关节冻得通红，一路踢着路边的碎石子走。 办公室里煤烟味混着油墨味，爹刚坐下，书记就把旱烟锅在鞋底磕了磕：“公社粮仓还差几百斤口粮，你队里能不能先挪点？” 父亲心里咯噔一下：啥事呢？那会儿家家都紧巴，队里的粮囤子也见了底。 爹的汗当时就下来了——那可是全队人的救命粮啊！他搓着手，棉袄里子都溻湿了一片，“书记，这……这不符合规矩啊。” 书记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顿，“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！先应付过检查，开春就还！” 爹后来跟我说，他瞅见书记眼里的红血丝，那是熬了好几个通宵的样子——那年头，上面催得紧，下面也难。 现在想来，那哪是“借”？分明是硬调。可当时谁敢说个不字？爹常说，书记也算护着队里，去年抗旱，他跑前跑后争取了两台水泵。 就因为爹没当场顶回去，那几百斤粮食当晚就拉走了。我娘哭了半宿，说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可咋整？ 可也正因为这次“通融”，后来队里申请拖拉机，书记二话没说就批了——有时候，人情和规矩，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么拧巴着。 粮食后来是还了，只是掺了不少沙土。 但爹因此在公社落了个“懂变通”的名声，再后来推荐工农兵学员，名额就给了我哥。 这事儿教会我，看人看事不能一刀切，当年觉得天大的事，现在看，不过是时代洪流下的一朵小浪花。 如今那件补丁棉袄早没了踪影，但每次降温，我总想起爹当年插在袖筒里的手，还有他说的：“日子再难，也得过下去，活人不能让尿憋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