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5年冬，郭松龄反张作霖失败被杀后，郭家财产被如数查封。郭家住在沈阳大东关北簸箕胡同，家中只有年已古稀的二老，门口有两个宪兵游动监视。所有家族亲友以及同仁、部下等都裹足不前，没人敢到郭家中慰问二老。 郭松龄这事儿，搁在当时，那是把天捅了个窟窿。他在滦州起兵，喊出的口号是要清君侧，还要张作霖下野。这哪是造反啊，这是要挖老张家的祖坟。张作霖气得把假牙都咬碎了，直接悬赏80万大洋要郭松龄的脑袋。 很多朋友可能觉得郭松龄输得冤，是因为冯玉祥倒戈、李景林反水。这没错，但这只是面子上的事儿。里子是啥？是郭松龄太“干净”了，干净得在这个大染缸里活不下去。 最近解密的一些史料很有意思。当时日本关东军其实是找过郭松龄的。日本人多精啊，一看奉系内乱，立马凑上来想捞好处。他们给郭松龄开出的条件是：只要你承认我们在东北的特权，军火、粮饷、甚至战术指导，要啥给啥。 换个稍微圆滑点的军阀，哪怕是先假意答应，过了眼前这关再说呢？但郭松龄咋说的？他直接把日本人怼回去了，四个字：“国格不卖”。 这下好了，日本人转头就去支持张作霖。张大帅虽然平时也骂“妈了个巴子”，但在保命这事儿上，他身段软。结果就是，关东军切断了郭松龄的后勤线，甚至直接出兵干预。郭松龄那点兵力，本来就是且战且退，这下腹背受敌，哪还有活路？ 所以说，郭松龄不是输给了张作霖，他是输给了自己的底线。 再说说他和张学良。这段关系，真是让人唏嘘。 咱们都知道张学良把郭松龄当亲大哥看，那是“亦师亦友”。郭松龄反奉，最痛苦的其实是张学良。他几次三番派飞机去撒传单，甚至写亲笔信劝降。信里写得那个惨啊，大意是说：大哥你回来吧，咱们啥都好商量，别让我做不忠不孝的人。 郭松龄的回信更绝，他说我这一切都是少帅你给的，但我今天造反，是为了国家，不是为了私利。“主权在民，决非忠于一人”。这话放到现在听都振聋发聩，但在当时，那就是“大逆不道”。 最后郭松龄夫妇在农家菜窑里被抓的时候，其实挺狼狈的。原本那个叱咤风云的“郭鬼子”，穿着老农的破棉袄，和他夫人韩淑秀躲在一堆大白菜后面。被抓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完了，但他没想到张作霖下手会那么快、那么狠。 张大帅是真被吓着了，也是真恨透了。他怕夜长梦多，怕张学良回来求情，所以下令“就地枪决”。 这里得提一嘴韩淑秀这位奇女子。在行刑前，她一点没露怯，那是真有巾帼气概。她说：“夫为国死，吾为夫死，吾夫妇可以无憾矣。”这对夫妻，生前为了理想奔波，死后倒也是做到了“同穴而眠”。 枪声一响，也就是开头那一幕的开始。 尸体运回沈阳，张作霖干了一件特别不讲究的事儿——曝尸三日。就在小河沿体育场，两具尸体往那一扔，还要拍照发给各县，也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那张著名的遗照。 这事儿做得太绝了。连当时沈阳的报纸都看不下去，虽然不敢明骂，但也暗戳戳地说这是“羞辱斯文”。但张作霖不管，他要的是杀鸡儆猴，他要让所有人都看看，背叛我老张是什么下场。 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谁敢去郭家？ 郭松龄的父母在北簸箕胡同里，那是真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。家产被查封，那是断了活路。门口的宪兵，那是断了人路。老两口在屋里，估计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。这就是政治斗争最残酷的一面——它不光消灭对手的肉体，还要碾碎对手的社会关系。 但这个世界上，总归还是有点亮色的。 虽然亲戚朋友都跑了，但最后给郭松龄收尸的，居然是张作霖最宠爱的五夫人寿氏出面周旋的。这事儿挺讽刺，男人们吓破了胆，反倒是一个女流之辈站了出来。寿氏吹了枕边风，张作霖才勉强同意让郭松龄的一个远房表亲郑恩堂把尸体领走，草草停在小东门外的珠林寺。 至于张学良，他当时是真的无能为力。但他心里这道坎，一辈子没过去。 后来张学良晚年在台湾接受采访，九十多岁的老人了，提到郭松龄还是眼眶发红。他说了一句特别重的话：“如果当时郭松龄在，日本人就不敢发动‘九一八’事变。” 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。它不光是对郭松龄军事才能的肯定，更是一种深深的悔恨。他在想，如果当初自己能拦住父亲，或者郭松龄能稍微妥协一点，东北的历史会不会改写？ 可惜，历史没有如果。 1925年的那个冬天，对于沈阳大东关北簸箕胡同的那两位老人来说，是漫长得没有尽头的黑夜。而对于整个东北来说，这也仅仅是一个更漫长冬天的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