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1年的武汉汉阳，二十多个姑娘被日本兵推搡着往卡车里塞。 最小的那个梳着双丫髻，指甲掐进掌心渗出血珠。 突然有人喊“停下”，穿伪军制服的男人挤进来，手里晃着张纸，“太君，这些得先验身”。 姑娘们哭得更凶谁不知道这“汉奸”黄标，是日本人跟前的红人。 没人知道，这个被骂作“二鬼子”的男人，十一年前还是武当山学武的孤儿。 1925年沔阳发大水，11岁的黄标抱着块木板漂了三天，被老道捡上山。 三年练得一身轻功，下山寻母时，看见她在城隍庙门口给人磕头讨饭，额头肿得像发面馒头。 后来他落草洪湖，寨子里的人都叫他“飞毛腿黄”。 1938年武汉沦陷那天，他蹲在茶馆听逃难学生讲南京大屠杀，茶碗捏碎在手里。 没过多久，穿长衫的人来找他，“敢不敢穿老虎皮，到日本人窝里当差？”黄标摸了摸腰间的短刀，“只要能杀鬼子，当狗都行”。 那天在汉阳码头，黄标把“体检报告”拍在日本小队长桌上。 “梅毒，传染性强”，他用蹩脚的日语重复，眼角余光扫过姑娘们惊恐的脸。 本来想直接动手抢人，后来发现硬拼是傻子日军兵营就在隔壁，枪声一响谁也跑不了。 他让翻译告诉姑娘们“装病咳嗽”，自己转身去跟日本人“商量”，“先送教会医院隔离，好了再送来”。 圣若瑟医院的嬷嬷后来回忆，黄标押着姑娘们进门时，袖口悄悄塞给她张纸条：“今晚三更，从后门走”。 那几年他总这样，用“抓壮丁”的名义送走游击队员，拿“查违禁品”的由头给地下党送药品。 有回乡亲往他身上扔烂菜叶，他低着头走，回家看见母亲把“汉奸”的牌位供在桌上，血书“忠奸自有天知”。 1945年日本投降，黄标穿着伪军制服去见新四军，却赶上部队转移。 再后来他蹲了大牢，申诉材料写了37份，都石沉大海。 直到1979年，八个老太太拄着拐杖闯进县政府，领头的李桂英掏出块染血的手帕那是当年黄标塞给她擦眼泪的。 “他不是汉奸，是救命恩人！” 那张泛黄的梅毒报告后来躺在仙桃市档案馆，旁边是黄标穿了八年的伪军制服，肩章磨得发亮。 李桂英老人晚年总坐在纪念馆门口，给游客看手帕上模糊的字迹：“别怕，我带你回家”。 在敌人眼皮底下护佑同胞的勇气，比任何勋章都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