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说八十岁的老人了，应该能看开了呀，老年人见面不就这几句话吗？谁谁谁还活着不？谁谁谁还有不？他们把生死早就看淡了，不会因为谁离开了伤心很久，因为他们知道谁都不是神仙，最终都会去那个地方，或早或晚罢了。 八十岁的我，坐在养老院活动室的藤椅上。 阳光斜斜地打在对面的墙上，映出斑驳的树影。 老伙计们聚在一块儿，话题总绕不开那些老名字——谁谁谁走了，谁谁谁又住院了。 我端起搪瓷缸子，喝了口温热的菊花茶，苦涩的味道在舌尖散开。 按说活了这么大岁数，什么没见过？生老病死，不就那么回事儿吗？ 直到三年前，老张太太搬到了隔壁床。 她刚来的时候话不多，总是坐在窗边织毛衣，线团在她腿上滚来滚去。 我嫌她挡着采光，故意把椅子往她那边挪了挪——现在想起来，那会儿真是孩子气。 后来才知道，她织的毛衣是给孤儿院的孩子的，说看着那些小脸蛋，就觉得自己也年轻了好几岁。 我们开始一起在傍晚散步，她教我认路边的野菜，我给她讲年轻时当售货员的趣事。 上个月的某个清晨，护士来换床单，我才发现她的床空了。 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上，放着半团没织完的毛线，是我最喜欢的天蓝色。 护工小李轻声说：“张阿姨走得很安详。” 我点点头，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着——他们都说我们这把年纪该看淡了，可为什么我连一句“再见”都没来得及说？ 那天下午，我没去活动室。 我坐在老张太太常坐的窗边，拿起那半团毛线，指尖传来粗糙的触感。 原来有些告别，不是“早晚会来”就能轻松接住的；原来我们谈论生死时的云淡风轻，不过是因为没轮到自己真正在意的人。 现在我还是每天去活动室，只是会下意识地看看窗边的位置。 人这一辈子，看透的是规律，看不透的是感情。 下次再遇到新来的伙计，我想我会主动说声“你好”——趁我们都还在。 阳光还是那样斜斜地照进来，菊花茶的苦味似乎淡了些。 只是那团天蓝色的毛线，总在我眼前晃啊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