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7年的秋风裹着山枣的甜香，卷过黄土坡时，刘小勇正把帆布包往驴车上捆。 王爱娟站在老槐树下，蓝布衫的袖口攥得发白，声音发颤：“你走了，还会回来吗？”他转过身，把她的手包进自己掌心，指腹蹭过她虎口处磨出的薄茧：“等我，大学毕业就回来娶你。” 1975年的雨下得比往年猛，刘小勇在崖边采柴胡时脚下一滑，醒来已躺在王爱娟家的土炕上。 王父用祖传的接骨手法给他复位，王爱娟端来的草药汤里总飘着几粒红枣。 养伤的三个月，他教她写自己的名字，她带他认遍山里的草药，书页上的钢笔字和草叶标本渐渐挤满了同一个笔记本。 收音机里突然传出高考恢复的消息时，王爱娟正帮他缝补磨破的裤脚。 线轴“咕噜”滚到地上，她弯腰去捡，手指却在布料上掐出了红印。 那时的农村，像王爱娟这样的姑娘能认全自己名字就不错，她却把录取通知书边角都摸得起了毛：“你该去，城里的灯比山里亮。” 绿皮火车载着刘小勇离开那天，王爱娟塞给他一个布包，里面是三十张写好地址的信封。 此后五年，半个月一封的信成了山与城之间的桥。 她在信里说学会了打算盘，能帮队里记工分了；他在信里画解剖图，说将来想回县城开诊所。 王母劝她“姑娘家等不起”，王父却总在油灯下看那些信：“字里行间没虚话，这娃靠得住。” 1982年春节前，刘小勇抱着纸箱站在村口，里面是给王爱娟买的红毛衣，还有给岳母带的降压药。 岳母在城里住了半年就闹着回村，说“茅房没土炕睡得香”。 后来每年秋收，小两口都要回山住一阵，刘小勇在晒谷场给孩子们讲城里的事，王爱娟就在灶台边蒸他爱吃的黄米糕。 去年整理老屋，他们的儿子发现了那个铁皮饼干盒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123封信，信封边角都泛着黄。 2017年上海知青纪念馆来人征集物件，王爱娟摸着最厚的那封说：“这封写了他第一次解剖青蛙，吓得手抖，还是没忘了问我山里的玉米熟了没。” 那些带着山风气息的信还躺在饼干盒里，纸页间夹着的干枯花瓣一碰就碎。 我觉得这种在时代洪流里不松劲的等待，比任何誓言都实在。 从1977到1982，五年时间不长，却足够把一句承诺熬成岁月里的光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传奇，就是两个人在日子里慢慢走，把“等你”走成了“我们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