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6年冬，21岁的莫言入伍来到黄县的新兵连，吃的第一顿饭是白面馒头加乱炖。 谁能想到，这个一顿吃下12个馒头的新兵，后来会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？新兵连的馒头堆在搪瓷盆里冒着热气，莫言数着同屋战友吃了18个，自己实实在在咽下12个。 上士皱着眉来查粮本，司务长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新兵蛋子肚里缺油水，让他们吃。”那年头，农村孩子能顿顿吃上白面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 莫言能穿上军装，本身就是个奇迹。 中农成分在当年的征兵政审里不算“红五类”，他前两次报名都卡在了阶级成分这关。 在棉花厂打工时，朋友给他出主意：“写信给武装部部长，就说你想在部队学文化。”那封信里，他一笔一画写着“愿用青春保卫祖国，更愿在军营学文化”，没想到真打动了部长。 多年后他笑着说，那大概是自己最早的“文学创作”。 新兵连的文化教员选拔，莫言凭着那封“有文化”的信被推了上去。 白天教战友认字，晚上就着煤油灯啃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 有次站岗时躲在哨楼里看《战争与和平》，被连长抓了现行，本以为要受处分，没想到连长说：“团部图书馆缺个管理员，你去正好。”那个1.2万册藏书的小图书馆，成了他的文学启蒙地。 在图书馆抄书的日子，他把托尔斯泰的批注写满笔记本，最着迷的是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。 “用神话讲真话”，这行批注后来成了他写《红高粱》的秘诀。 1981年，他写的《春夜雨霏霏》在《莲池》杂志发表，25元稿费够买半个月的牙膏肥皂。 编辑回信说：“你的文字里有股野劲，像地里刚冒头的芽。” 我觉得，这种把饥饿记忆转化为文字的能力，正是他后来作品中那种粗粝生命力的来源。 1996年《丰乳肥臀》出版，有人骂他“抹黑母亲”，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重读当年的读书笔记，扉页上“讲真话”三个字被磨得发亮。 后来他在诺奖演讲里说：“我只是个讲故事的人，故事里的苦与甜，都是土地里长出来的。” 2013年，有远房表妹拿着“偷线头”的陈年旧事来敲诈，他报了警，转身却设立了文学奖。 每年资助3个像他当年一样没名气的作者，他说：“每个写故事的人，都该有口热饭吃，有本书读。” 从黄县新兵连那笼热气腾腾的馒头，到军艺图书馆里被翻烂的《百年孤独》，莫言的笔始终没离开过那些带着泥土味的记忆。 如今他的书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，可他说自己最得意的“作品”，还是当年在图书馆给战友讲故事时，他们眼里闪的光。 那种把日子过成故事，把故事熬成力量的本事，大概就是一个作家最实在的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