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2年5月27日，63岁的陈独秀于四川病逝后，给34岁的妻子留下遗嘱：“我死之后，你可自主改嫁，但有一事你要牢记在心。那就是不可用我名义去卖钱，教育部寄来的钱也不能动用，生活务求自立。” 1942年四川江津的春天，陈独秀躺在病榻上对潘兰珍说下这句话时，窗外的桐花正落了一地。 这个曾经搅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男人，给妻子留下的最后遗产，是一句关于“自立”的嘱托。 当时谁也没想到，这个没读过多少书的女工，会用后半生践行这份特殊的遗嘱。 1930年的上海提篮桥弄堂，化名“李静安”的陈独秀在煤油灯下教邻家孩子写字。 潘兰珍就是在这时走进他的生活，她拿着洗好的衣服站在门口，怯生生问能不能用做家务换识字的机会。 这个12岁就进日商纱厂的童工，手指上还留着被机器轧出的疤痕，却一笔一画在废报纸上临摹“人”字。 平静日子没过两年，1932年深秋的一个凌晨，中统特务撞开了永吉里的房门。 陈独秀被押走时，潘兰珍正把刚蒸好的红薯揣进他棉袍兜。 后来她每周坐火车往返南京监狱，隔着铁窗看他用窝头捏出“坚持”两个字。 1937年出狱那天，这个从没要求过名分的女人，在《申报》广告栏看到了陈独秀的启事：“兰珍吾妻，患难与共，特此证明。” 抗战烽火里，他们辗转到重庆乡下。 陈独秀写《小学识字教本》时，潘兰珍就在旁边纺线，把卖线的钱换成糙米。 有次教育部派人送来抚恤金，她把信封推了回去，说“先生说了，要自己挣饭吃”。 那些年鹤山坪的茅屋里，常常亮着两盏灯，一盏照着书稿，一盏照着菜地。 手稿失窃那天，陈独秀咳得直不起腰。 潘兰珍背着他走了六里山路求医，泥泞里摔了好几跤。 弥留之际，他抓着她的手反复说“你跟我受苦了”，她却记得更清楚的是他教她写的第一个成语“自食其力”。 后来有人在重庆码头见过潘兰珍，她穿着粗布褂子扛大包，脊梁挺得笔直，像极了当年在纱厂车间里不肯弯腰的模样。 1946年潘兰珍送养女陈玉莹进育才学校时，校长陶行知看着这个手上满是老茧的母亲，突然想起陈独秀说过的“教育是立国之本”。 多年后上海文史馆来人采访，她从床底摸出个铁皮盒，里面是泛黄的识字课本，扉页上“人要站着活”五个字，笔画依然有力。 这个平凡女工用一生证明，最好的爱情不是依附，而是两个人都能挺直腰杆站成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