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3月，身负重伤的罗明和妻子谢小梅，在贵州北盘江畔与战友们依依惜别，目送中央红军消失在苍茫的雨雾中，然后默默的踏上归程。 1932年。那时候，罗明是福建省委书记，绝对的“封疆大吏”。他在长汀福音医院养病时，碰到了同样在养病的毛主席。这一次偶遇，改变了罗明的一生。 两人一席长谈，毛主席把前三次反“围剿”的精髓——游击战争的奥秘，掰开了揉碎了讲给罗明听。罗明听进去了，而且是听到了心里。他回到福建，立马叫停了那种硬碰硬的“正规战”，开始搞游击，搞运动战。效果怎么样？那是立竿见影，国民党第19路军和陈济棠的部队被牵制得死死的。 这时候，罗明做了一件特“实诚”的事。他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，大意是说：咱们这地方困难，不能照搬中央苏区那一套，得搞游击，得听毛主席的，毛主席是最好的领袖。 这话在今天看，那是高瞻远瞩；但在当时，那就是“捅了马蜂窝”。博古等人一看，这还了得？这叫“悲观失望”，这叫“右倾机会主义”。于是，一顶“罗明路线”的大帽子扣了下来，罗明被撤职，福建乃至周边苏区的一大批干部跟着遭殃。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红军被迫长征。博古后来自己在延安承认了，反罗明路线，其实就是针对毛主席的。罗明，实际上是替正确路线挡了枪。 1934年，罗明夫妇是带着“待罪之身”踏上长征路的。最让人心疼的是，为了不拖累部队，他们把刚出生的女儿，狠心托付给了当地老乡。这一走，就是生死未卜。 转折发生在遵义会议之后。毛主席重新掌舵，罗明也被重新启用，当了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。可惜造化弄人，红军二打遵义，在娄山关那个险要的地方，罗明挂彩了。 这伤受得太惨。弹片直接打到了左手大动脉旁边，血流如注。当时的医疗条件多差啊，没有麻醉药，医生只能硬生生动刀子取弹片。罗明咬碎了牙关，愣是一声没吭。手术做完了，人也虚脱了。 到了1935年3月，部队行进到贵州北盘江。这时候，上级下了一道命令：罗明伤势太重，无法随军，留在当地养伤，并坚持斗争。 这就回到了咱们标题里的那一幕。看着战友们消失在雨雾中，罗明和妻子谢小梅心里是个什么滋味？那是一种被“剥离”的痛楚。但他们没有怨言，组织让留，那就留。 这一留，就是九死一生。 两口子在贵州人生地不熟，还得躲避国民党的搜捕。最落魄的时候，身无分文。堂堂省委书记，为了活下去，在贵阳干起了消防员，也就是救火兵；妻子谢小梅呢，去给人家当佣人洗衣服。你能想象吗？以前指挥千军万马，现在为了几块铜板看人脸色。但即便这样，他们想的还是怎么找党组织。 后来他们觉得这样不行，得去上海找大组织。好不容易辗转到了上海，结果遭到了最恶心的背叛——被罗明的亲堂弟出卖了。亲情在利益面前，有时候碎得比玻璃还快。 罗明再次入狱。敌人的皮鞭、老虎凳轮番上阵，威逼利诱，罗明就一条：不知道，不投降。这一关就是一年多，直到1936年底才被亲友营救出狱。 出狱后的罗明，就像一个在大海里找娘的孩子。他一边教书糊口，一边疯狂打听党的下落。直到1937年，他才重新接上头。虽然因为种种原因，组织关系一时半会恢复不了，但他不管那些，只要能为党工作就行。 抗战时期，他也没闲着。他跑到南洋去，那是他的“老根据地”。他在新加坡、香港等地，凭着一张嘴、一条腿，联络爱国华侨，筹集了大量资金支援抗战。 这里有个细节特别感人。1943年，粤东大旱，饿死好多人。罗明利用自己的威望，组织民间机构从福建运粮食赈灾。老百姓不管你是哪个党的，谁给饭吃谁就是恩人。罗明用实际行动，在这个“空白期”里，依然践行着一个共产党人的本分。 1949年，叶剑英元帅主政广东，他没忘记这位老战友，亲自点名把罗明请回广州。干什么？筹建南方大学。 这时候的罗明，那股子“拼命三郎”的劲头又上来了。学校刚开始啥也没有，经费也缺。罗明带着师生们，自己动手挖土、烧砖、盖房子。那场面，热火朝天。南方大学虽然只办了两年，但为新中国输送了近18000名毕业生，这在当时简直是个奇迹。 抗美援朝开始后，罗明带头动员。他不仅鼓励学生去，还把自己的亲闺女、年仅15岁的罗蕾送上了朝鲜战场。这就叫觉悟。 1953年，罗明又接了个苦差事，去海南岛五指山，搞少数民族工作。这一干就是15年。 1958年，粤北连南发生瑶族武装械斗，情况一触即发。罗明那是真敢上，冒着冷枪冷箭就冲到现场去调解。由于他平时威信高，说话公道，一场流血冲突就这样被他那张“婆婆嘴”给劝下来了。 晚年的罗明，身体已经很差了，但他还要跟时间赛跑。他到处奔走，搜集党史资料，撰写回忆录。为什么？他要为历史留一份底稿，要为那些牺牲的战友说几句公道话。 1987年，罗明走了。中央给他的评价很高：“我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”、“在长期的逆境中不屈不挠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