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实话，这种人挺“可怕”的。一个副教授可怕”的。一个副教授，安安静静搞了三十年计算机。回头身后已站着200多个他亲手带出来的兵，个个都能在技术圈里横着走。看到这种履历，第一反应不是“牛逼”，是有点“心疼”。1994年入行，到2012年才拿到博士学位，中间还师从院士。这意味着在别人享受生活、快速变现的二十年里，他一直在读书、钻研、啃硬骨头。 ​​现在这时代，大家好像都在抢着“抄近道”，可偏就有王亚刚这样的人，在计算机领域一扎就是三十年，安安静静做着“笨功夫”，几十年如一日的死磕，攒出了惊人力量。 ​​1994年那会，计算机行业刚冒头，到处都是机会，不少懂点技术的人，要么创业当老板，要么跳槽赚高薪，没几年就买车买房，活得风风光光。 ​​可王亚刚偏选了条最“绕”的路，别人忙着享受生活、追逐短期利益，他却一头扎进了学术里，跟代码、数据较上了劲。 1994年的西安，计算机还是个新鲜玩意儿。刚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本科毕业的王亚刚，放弃了几家科技公司伸出的橄榄枝，转身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，师从当时国内计算机领域的权威——王越院士。身边的同学不解，有的说他“傻”，放着月薪几千的工作不做，非要拿着每月几十块的助学金苦读；有的调侃他“想当书呆子”，这辈子都赚不到大钱。 王亚刚没辩解。他来自陕西农村，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家里供他读书不容易。小时候看着村里通电、通电话时大家的新奇劲儿，他就对“技术改变生活”有了执念。考研时，他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：“做技术，就得沉下心，要么不做，要做就做到极致。” 读研那三年，他几乎把实验室当成了家。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到实验室，晚上十二点才回宿舍，周末也不休息。当时实验室的计算机设备紧张，他常常要排队用电脑，为了抢占上机时间，他甚至会提前一小时去门口等。有一次，为了调试一个程序漏洞，他连续熬了三个通宵，眼睛布满血丝，手上磨出了茧子，直到程序成功运行的那一刻，他才瘫坐在椅子上，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 王越院士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有一次跟他谈心，问他要不要先去企业历练几年，积累点经验再回来做研究。王亚刚摇摇头：“老师，我觉得做学术就得纯粹点，现在正是打基础的时候，分心了就做不好了。”院士听了，没再劝说，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好小子，有我年轻时候的韧劲，好好干，将来一定有出息。” 2000年，互联网泡沫破裂，很多互联网公司倒闭，不少技术人才失业。而王亚刚此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，研究方向是网络安全。那段时间，他的研究遇到了瓶颈，连续几个月都没有突破，经费也一度紧张。有朋友劝他：“现在网络安全不好做，不如换个热门方向，比如人工智能，容易出成果。” 他却不这么想。当时国内网络安全领域还很薄弱，很多企业和机构都面临着网络攻击的威胁。他觉得，越是没人愿意做的领域，越有研究的价值。为了寻找突破，他跑遍了北京、上海的各大图书馆，查阅了上千篇国外文献，还主动联系企业，了解实际应用中的痛点。终于，在2005年，他提出了一种新的网络安全防护算法，成功解决了当时行业内的一个难题。 拿到博士学位时，王亚刚已经38岁了。这个年纪，很多同行要么已经成为企业高管，要么已经创业成功，而他才刚刚开启自己的学术生涯。进入高校任教后，他依然保持着当年的作息，每天早早来到实验室，跟学生一起做研究、写代码。他对学生要求严格，每一行代码都要反复推敲，每一个数据都要精准无误。 有个叫李明的学生，至今记得第一次提交论文时的场景。他花了一个月写的论文，被王亚刚打了回来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修改意见，小到标点符号，大到逻辑结构，都被一一指出。李明心里不服气，觉得老师太苛刻。王亚刚看出了他的心思，拉着他坐在电脑前，逐字逐句地讲解修改原因：“做技术容不得半点马虎，现在你敷衍了事，将来在工作中可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。” 从那以后，李明再也不敢松懈。在王亚刚的指导下，他潜心研究，毕业时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，被一家知名科技公司高薪聘请。如今，李明已经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，他常常跟同事说：“没有王老师的严格要求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” 三十年里，王亚刚培养了200多名学生，他们遍布互联网、人工智能、网络安全等各个领域，不少人已经成为行业精英，有的创办了自己的公司，有的成为高校教授，还有的在国家级科研项目中担任要职。有人统计过，他的学生每年创造的产值加起来超过十亿，可他自己依然过着简单的生活，住着学校分配的老房子，开着一辆已经跑了十年的国产车。 有人问他，后悔过吗？放弃了高薪，错过了创业的黄金时期，一辈子跟书本、代码打交道。王亚刚笑着说：“从来没后悔过。看着自己的学生一个个有出息，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做贡献，比赚多少钱都开心。”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