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3岁男孩因精通日语，被日军相中，当上日军翻译官。日本投降后，他却成了抗日英雄。他是谁？又是怎么成了抗日英雄？ 1945年香港日军受降仪式上，出现了一幕让全场哗然的画面——日军高官抬头看到中方代表身边站着的人，脸瞬间白了：这不就是咱们一手提拔的少年翻译官“铃木三郎”吗？可紧接着，这少年的一句话，直接让鬼子们彻底懵了：“我不是铃木，我是中国人陈敏学！” 陈敏学1929年出生在深圳东门老街的叶屋村，原本家里开着旅店，日子还算安稳。可1938年秋，日军从大亚湾登陆，一炮就把他家的旅店炸成了废墟，9岁的陈敏学只能辍学，跟着家人靠挖野菜、啃芭蕉根活命。 那会儿鬼子在占领区搞奴化教育，强制 kids 学日语，敢反抗的就可能被处决，配合的每天能领一小杯米——就这杯米，成了很多家庭的救命粮。陈敏学的父亲实在没办法，只能把他送进了日军办的日语学校。 谁也没想到，这孩子天生就有语言天赋，别人学几个月还磕磕绊绊，他短短几个月就能跟日本教官流利对话。鬼子们可乐坏了，以为找到了“奴化教育”的范本，不仅给他取了日本名字“铃木三郎”，还有个日军高官直接认他做了干儿子，天天给点小点心、糖果，带他去司令部参观，甚至教他格斗、看地图、识别信号。 1943年冬天，刚满13岁的陈敏学，正式成了日军司令部的翻译官，每次鬼子去搜查、征粮、审问平民，都得带着他。 在外人眼里，这就是个认贼作父的小汉奸，邻居们戳脊梁骨，同龄人骂他叛徒，陈敏学心里别提多委屈了。他偷偷把鬼子给的零食、粮食，全放在贫困邻居家门口，可这话没法跟任何人说，只能自己憋在心里。 更关键的是，他打心底恨鬼子——自家的旅店没了，乡亲们被欺负，这些他都记在心里，只是年纪太小，没能力反抗。 转机出现在他当翻译官半年后。一天，一个穿黑衣的年轻人悄悄找到他，开门见山就说：“我观察你很久了，你虽在鬼子那做事，心却向着咱们，对吧？”这句话直接戳中了陈敏学的泪点，他攥着拳头喊：“我恨日本人！我想赶走他们！”原来这年轻人是东江纵队的联络员，他看出了陈敏学的心思，想让他利用翻译官的身份潜伏，为抗日出力。陈敏学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13岁的少年，就此成了东江纵队最年轻的地下情报员。 从那以后，陈敏学就开启了双面人生。表面上，他是鬼子信任的“铃木三郎”，实际上，他每天都在刀尖上跳舞——利用出入司令部的便利，偷偷抄录日军的兵力部署、扫荡计划；鬼子审问游击队员时，他借着翻译的机会，悄悄记下关押地点和守卫情况，再把信息传递出去。 有一次，一名游击队员被捕，陈敏学假装帮日军整理审讯报告，趁机翻到关押的监牢号，写在香烟壳背面丢在熟识的鸡蛋摊，三天后那名队员就被成功救走了。 日子久了，鬼子也察觉到内部有内鬼，开始排查，陈敏学也进了审讯室。审讯他的中岛把刀架在他脖子上，吼着问是不是他通敌。 陈敏学心里怕得要命，但表面上硬撑着，大声喊冤：“我10岁学日语，12岁就给皇军当翻译，忠心耿耿，你们要是有证据，早就杀我了，何必在这试探！”说完他闭上眼睛，等着最坏的结果，结果下一秒就听到鬼子的笑声：“哈哈哈，铃木君，皇军果然没看错你！”原来这是鬼子的试探，陈敏学凭着机智，有惊无险地过关了。 经此一役，鬼子更信任他了，陈敏学也借着这层信任，送出了更多关键情报。东江纵队靠着他给的消息，精准打击日军据点，救了不少战友的命。就这样，这个13岁的少年，用自己的方式，在敌营里默默支持着抗日大业，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也没人知道他背后付出的风险。 1945年，日本宣布投降，香港受降仪式上，东江纵队大队长邓华作为中方代表接受投降。当陈敏学跟着邓华站在日军面前时，那些曾经信任他的鬼子彻底傻了。 直到邓华介绍：“他是东江纵队战士陈敏学，是我们派驻在日军内部的情报员，送了几十条重要情报，救了数十名战士，他是英雄！”在场的百姓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个被骂了很久的“小汉奸”，竟是深藏不露的抗日功臣。 后来有人问陈敏学，当时怕不怕？他说怕，但一想到能赶走鬼子，让乡亲们过上安稳日子，就什么都不怕了。抗战胜利后，陈敏学继续为国家做贡献，1990年退休后，还凭着早年鬼子教的格斗术，协助公安追贼破案，一辈子都在发光发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