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2年，北京一清洁工清理着街上的一处公厕，由于许久未曾清理，老人家一手掩面，一手拿工具清理着，不小心挖到了一件东西，老太太清理干净之后发现是一只碗。 那是早春的北京，胡同里还飘着煤烟味，公厕墙角的积雪刚化，污泥混着碎砖烂瓦，杨大姐握着铁铲的手冻得发红，这一铲下去，却像撞到了硬石头。 她蹲下身拨开污泥，摸到个圆滚滚的东西，裹着层厚厚的黑泥。 拿到水龙头下冲洗时，青花缠枝纹慢慢显出来，碗底六个小字让她心里一跳“大明宣德年制”。 杨大姐读过两年夜校，认得这不是寻常家什，可丈夫瞅了眼直摆手：“公厕里捡的破烂，赶紧扔了，别沾晦气。” 第二天一早，杨大姐揣着碗坐了两小时公交，摸到北京市文物局门口。 传达室大爷瞅她穿得旧，以为是来上访的，直到她把碗掏出来，那抹幽蓝青花在晨光下一亮，正好被路过的耿宝昌先生看见。 老先生戴上老花镜，指尖沿着碗沿摸了三圈，突然抬头问：“这东西哪来的？” 消息传开后，有个穿中山装的男人堵住胡同口，塞给她一个信封：“这碗我出三千块收了，够你挣十年工资。”杨大姐捏着信封没说话，当晚把碗用红布包好，送到了首都博物馆。 馆长亲自给她递茶，捐赠证书上盖着鲜红的章，报纸上登了照片，标题是《清洁工杨大姐献宝记》。 谁也没想到，半年后博物馆给她寄来封信，说要破格招她当文物征集员。 杨大姐攥着信纸手抖，跑去跟耿先生道谢，老先生笑说：“你能从污泥里认出这碗的好，比多少科班生都强。”后来她跟着老先生学看瓷片，把宣德青花的“橘皮纹”摸得比自己掌纹还熟。 1993年香港拍卖会上，有富豪捧着“宋代青花”要捐赠，杨大姐上手一看就摇头：“釉面火气太重，苏麻离青料的铁斑是后仿的。”后来化验果然是民国仿品，这事让她在业内出了名。 退休后她在胡同里开了个小工作室，教街坊辨识老物件，总说：“好东西不一定在博物馆，可能就在你家腌菜缸底下。” 如今那只宣德青花碗还在博物馆瓷器馆C位摆着，展柜里的灯光照着碗底那行字，像在讲当年的故事。 前阵子去看展，讲解员指着照片里穿工装的杨大姐：“这位就是发现它的杨师傅。”我站在玻璃外，想起她常说的那句话文物不会说话，但懂它的人，能听见时间的声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