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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我三叔的事儿。1982 年,村里通电,三叔被派去跟着电工队架电线杆子。那时候

那是我三叔的事儿。1982 年,村里通电,三叔被派去跟着电工队架电线杆子。那时候活儿重,工钱少,但三叔老实,从不抱怨。三婶在家种地,带着俩孩子,还要照顾瘫痪的婆婆,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三叔每次回家,总要从工地上带点东西 —— 有时是半截电线,有时是几颗螺丝钉, 1982年的春天,风里还带着土腥味,村里大喇叭喊了三天:要通电了。 三叔被队长点了名,跟着县里来的电工队上山架电线杆子。 那时候他三十出头,肩膀宽,手掌磨出厚茧,却总低着头笑,队里说啥他干啥,从不挑拣。 三婶在家守着三亩薄田,大娃刚上小学,小的还在怀里抱,瘫痪的婆婆躺在里屋,炕沿边总放着个缺腿的木凳——那是给婆婆翻身时垫腰用的。 日子像村口那口老井,看着平静,底下的绳磨得快断了。 电工队进山那天,三叔揣了两个玉米面饼子就走,走到半山腰回头望,看见三婶在村口挥着蓝布头巾,头巾角沾着点灶灰。 工地上活儿真重,水泥杆得八个人抬,太阳把地皮烤得冒白烟,三叔的褂子湿了又干,盐霜在后背结了层硬壳。 工钱一天八毛,他舍不得花,连五分钱的冰棍都没买过,说要攒着给娃交学费。 收工往回走时,他总落在最后,眼睛在地上扫来扫去。 第一次往家带东西,是截两尺长的电线,黑胶皮裂了口,露出里面的铜丝,他用草绳缠了三圈,塞在裤兜里,裤兜被坠得往下耷拉。 三婶看见时没说话,只是接过电线,用剪刀把铜丝抽出来,弯了个小钩子,挂在灶房的房梁上——正好挂舀水的葫芦瓢,以前葫芦瓢总往地上滚。 第二次是四颗螺丝钉,带着红锈,他说是从旧电杆底座上拧下来的,工头说没用了让扔。 三婶把钉子在磨刀石上磨亮,拧进了婆婆炕边那个缺腿的木凳里,木凳不晃了,给婆婆翻身时,三婶的腰能直起来点了。 村里有人看见了,背后嘀咕:“这老实人也学坏了,工地上的东西也敢往家拿。” 三叔听见了,脸涨得通红,却没辩解,第二天干活更卖力了,抬杆时把最沉的那头往自己这边挪了挪。 那天收工,他蹲在河边洗手,电工队的老周拍他肩膀:“后生,你家是不是缺这些零碎?” 三叔手在裤子上擦了擦,讷讷地说:“娃的木车轱辘松了,用螺丝拧拧还能玩……” 老周没说话,从工具包里掏出个铁盒子,倒出一堆长短不一的螺丝、几截带插头的电线头,“拿着,都是换下来的废品,队里不要的,你拿回去修修东西,别让人看见瞎传。” 三叔攥着铁盒子,手直抖,说谢谢,老周摆摆手:“谁家里没本难念的经啊。” 从那以后,三叔再带东西回家,都用老周给的铁盒子装着,盒子上印着“安全第一”,字都磨模糊了。 他带回来的半截电线,三婶给小娃编了个跳绳,胶皮虽然裂了,铜丝结实,娃跳得满头汗,笑声能传到隔壁院。 四颗螺丝钉用完了,他又带回来六颗,三婶用它们把鸡笼的门修好了,那年冬天,鸡没被黄鼠狼叼走一只,过年杀了只老母鸡,给瘫痪的婆婆炖了汤。 开春时,村里的电线架好了,晚上家家户户亮起电灯,三叔站在自家院门口,看着屋里的灯泡发愣,三婶喊他进屋吃饭,他说:“灯真亮啊,比煤油灯亮多了。” 后来三叔老了,有次跟孙子讲起这事,从抽屉里翻出个铁盒子,盒子底还粘着颗小螺丝,锈得跟土一个色。 他说:“那时候日子难,可你奶奶用那些‘破烂’,把日子缝补得没那么漏风了。” 孙子问:“爷爷,别人说你拿公家东西,你不生气吗?” 三叔笑了,皱纹里盛着光:“生气啥?好东西要用到正经地方,那些没人要的零碎,能让家里人省点劲,就不算白拿。” 现在那半截电线编的跳绳早没了,螺丝钉也不知去哪儿了,但三叔和三婶说起1982年的春天,总会提到那个铁盒子,盒子上“安全第一”四个字,像刻在日子里的记号——日子再难,心里的秤不能歪。 那天晚上,我看见三叔的床头柜上,还放着那个铁盒子,月光从窗户照进来,盒子上的锈迹闪着点温柔的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