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永贵进京当了副总理以后，按照相关规定，给他配备了警卫员。他觉得没有必要，非要让警卫部门把警卫员撤走。他说，我知道这是为了我的安全，可是我一个农民，没人会害我，再说，我走到哪儿，总有个当兵的跟着，我感觉很别扭。 办公室里，没有豪华摆设，仅一幅大寨梯田照片，静静诉说着他的初心。他常说：“政策不在文件里，而在地头上。”这不仅是他的口头禅，更是他行动的指南。他推动“农业学大寨”，却坚决反对形式主义，强调因地制宜，让每一寸土地都能发挥出最大的潜力。 即便身居高位，他仍保持着农民的本色。每月，他都会回到大寨，住上几天，下田干活，手上的茧子，是岁月留下的最真实的印记。他对权力，始终保持着警惕，不搞特殊，不立塑像，连儿子结婚，都瞒着单位，不愿因自己的身份而给家人带来任何不必要的麻烦。 1980年，他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——主动辞去所有职务。转身，他走向了东郊农场的麦田，那里，有他最熟悉的土地，有他最深爱的农活。他的背影，渐渐消失在晨雾中，但他留下的，却是一个农民对土地最深的忠诚，对权力最清醒的认识，以及对初心最坚定的坚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