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0年，罗南辉去万县接头时，不幸被捕。 审讯室的煤油灯晃得人眼晕，刚被押进来的年轻人突然“咚”一声跪了下去。 “长官，千万别放我出去！”国民党特务手里的皮鞭停在半空哪有犯人怕释放的？这人穿着粗布短褂，裤脚还沾着泥，看着就是个普通兵卒，可这反应实在反常。 那会儿罗南辉刚满23岁，是四川省委派来联络地下党的交通员。 万县码头人多眼杂，他按约定在茶馆等接头人，没承想邻桌喝茶的竟是王陵基的便衣特务。 对方亮枪时，他兜里那份加密情报还没来得及销毁。 特务把他架起来，想从他嘴里撬出组织名单。 可无论怎么打，罗南辉就翻来覆去一句话：“我就是个送信的，放我出去也没用，还得被共产党杀头。”他故意把自己说得贪生怕死，甚至求特务“给碗饭吃，我就在牢里打杂”。 王陵基听说后骂了句“没用的软骨头”，没过多久真把他扔进了重庆反省院这种“没价值”的小角色，关着也是浪费粮食。 在反省院，罗南辉反而松了口气。 他借着给狱友代笔写信的机会，故意在纸上写些“想老婆孩子”“后悔参加革命”的话，让看守觉得他早没了斗志。 有次狱警骂他“没出息”，他还陪着笑说“能活着就好”。 其实他心里清楚，越是表现得“没用”，组织和同志才越安全。 从川军士兵到共产党员，罗南辉见过太多生死。 1926年他还在江防军当兵时，亲眼看见军官把士兵的粮饷塞进自己腰包，冬天里弟兄们穿着单衣冻得直抖。 后来接触到《向导》周报，上面说“穷人要靠自己站起来”，他才明白：光抱怨没用，得真刀真枪干一场。 1927年在成都那个漏雨的阁楼里，他攥着拳头宣誓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却比任何时候都坚定。 1931年春天，反省院嫌他“占地方”，把他赶了出去。 刚走出大门，他就拐进巷尾茶馆，用袖口擦掉脸上的灰那副“窝囊相”是装的，心里的火从没灭过。 后来他领着川东游击军在营山起义，带着独立师在反“六路围攻”里打穿插，战士们都说罗师长“鬼点子多”，却不知道那些“点子”里，藏着当年审讯室里的生死课。 1936年10月的甘肃会宁，慢牛坡的风卷着黄沙。 罗南辉带着部队掩护主力北上，敌机俯冲下来时，他正趴在战壕里观察敌情。 警卫员喊他隐蔽，他摆摆手说“再看一眼”。 弹片飞过来的瞬间，他还紧紧攥着那张画了记号的地图就像当年在万县茶馆里，死死护着情报那样。 慢牛坡的野草枯了又青，当年审讯室里那盏煤油灯早成了灰。 可总有人记得，那个28岁就牺牲的红军师长，曾用最“反常”的一跪，给“忠诚”写下最实在的注脚：不是站在台上喊口号，是把自己变成盾牌，让身后的人能继续往前走。 现在烈士陵园的纪念碑前，常有老兵带着孩子来，指着名字说：“看，这就是那个把命豁出去护着咱们的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