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4年，24岁的韦绍兰被日军强行掳走，她被关进了慰安所。 小黑屋里挤着十几个女人，有的抱着头蹲在角落，有的眼神空洞地盯着墙缝，门外的皮靴声一响，所有人都像被冻住的麻雀，连呼吸都透着抖。 她怀里的女儿才一岁，被扔在稻草堆上，哭到嗓子哑了也没人敢抱。 那三个月像在泥沼里爬。 每天天不亮就有人踹门，刺刀抵着后背时，她只能把女儿往稻草深处塞。 后来才知道，那年豫湘桂战役打得凶，广西好多村子遭了殃，《日军慰安妇制度史料集》里记着，当时这片地方差不多有三千个女人被这样强征走，多数是普通农户家的媳妇。 三个月后她逃出来时，怀里的女儿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 回到家，丈夫看见她就红了眼，骂她“不干净”，抓起扁担要打，被婆婆死死抱住。 婆婆捏着她的手腕号脉，最后叹口气说“留着吧，身子垮了谁种地”那时她才发现，自己怀上了。 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大起来，丈夫摔了碗骂“孽种”，她就整夜抱着肚子坐在灶台边。 儿子罗善学出生那天，接生婆都不敢大声喘气。 这孩子长到六岁，背着书包去学堂，没几天就被同学追着扔泥巴，书包上的补丁被扯得稀烂，嘴里喊着“小日本鬼子的崽”。 三年级没读完，罗善学就扛着锄头跟她下地了，从此再没离开过村子。 2007年冬天，有记者找到她家时，她正坐在门槛上纳鞋底。 记者问起当年的事，她手里的针顿了顿，线在粗布上勒出一道白印。 “以前不敢说，怕人戳脊梁骨。”她后来跟人说，“可看着善学打光棍，看着村里老人一个个走了，就觉得再不说，这些事怕是要跟着黄土埋了。”这年她成了广西第一个站出来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。 东京法庭的灯亮得刺眼。 2012年那天，她穿着蓝布衫坐在证人席上，说起慰安所里的尖刀，说起女儿在稻草堆里的哭声，日方律师却在下面摇头，说“这是个人行为，跟政府没关系”。 判决下来那天，她走出法院就晕了过去，醒来时攥着罗善学的手，指甲掐进他胳膊里。 2017年夏天，纪录片《二十二》上映，镜头里的她坐在竹椅上晒太阳，手里转着根磨得发亮的竹拐杖。 “眼泪早就流干了。”她望着远处的山，“就是想不通，为啥日本人到现在都不认错？”这部电影后来让好多人知道了她们的故事，第二年，人教版初中历史课本里就添了慰安妇制度的内容，书页里印着一行小字：“这是战争对女性最残酷的践踏”。 2019年春天，99岁的韦绍兰躺在床上，罗善学给她擦手时，她突然说“把锄头擦干净收起来”。 那把用了几十年的木柄锄头，后来被送进了广西的纪念馆。 现在纪念馆的玻璃柜里，锄头旁边摆着她纳了一半的鞋底，线还在针眼里穿着，像她没说完的话。 看着那把锄头，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勇敢不是不怕疼，是疼了还敢把自己活成证据，让后来人知道，有些历史，不能跟着黄土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