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4年，季羡林的妻子彭德华去世，要4万丧葬费，季羡林让儿子季承出2万，可季承不愿意，他拒绝了父亲。 这笔钱在当时相当于普通职工五年的收入，季羡林站在医院走廊里，手里攥着缴费单，看着儿子转身离去的背影，这位年近八旬的国学大师第一次在公众场合红了眼眶。 这场争执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这个知识分子家庭尘封多年的矛盾。 1929年，18岁的季羡林刚考上清华大学，叔父就带着彭德华的庚帖上门。 这个比他大四岁的农家姑娘，从此成了拴住他的绳索。 新婚第三年女儿出生，季羡林在日记里写"任务完成"，两年后儿子季承落地，他拿着哥廷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德国十年，季羡林在梵文典籍里找到了精神寄托，也遇到了打字员伊姆加德。 那台老式打字机至今还摆在德国的老宅里，键盘上留存着他们共同敲打的论文印记。 1946年回国时，他在码头把钢笔递给季承，十岁的孩子却吓得躲到母亲身后这个父亲，还不如街坊卖糖人的熟悉。 彭德华来北京后，季羡林坚持分房睡。 客厅那张折叠床，妻子一睡就是二十年。 季承结婚时想让父亲帮忙参谋家具，得到的回答是"我不懂这些俗事"。 直到1994年医院下病危通知，季羡林才发现，自己连妻子的衣服尺寸都不知道。 季承拒绝支付丧葬费的理由很简单："他养过我吗？"1952年季承考进北大，主动申请住校；1961年接母亲来京，父亲却以"影响写作"为由拒绝同住。 那些年彭德华靠缝补度日，季羡林的工资大多买了外文书籍。 在季承眼里，这个父亲只是个每月按时寄钱的符号。 2007年春天，季承抱着刚出生的儿子走进病房。 96岁的季羡林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，枯瘦的手抓住孙子的小脚丫。 季承扑通跪下，额头抵着病床栏杆："爸，我懂您了。 "季羡林颤抖着从枕下摸出个布包，里面是1935年彭德华塞给他的五块银元，边角已经磨得发亮。 病床抽屉里还压着张泛黄的纸条，是季羡林写的丧葬费账目。 4万元的支出明细旁边，有行铅笔字："季承应付2万，1994年4月17日拒付。 "窗外的玉兰花落在纸上，季承突然想起，父亲书房里那台德国打字机，键盘缝隙里还卡着半片干枯的花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