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去康养园看了老妈，护工让把寿衣一起带过去，这几天老人状况不太好，有时候糊涂，说话声音很微弱，以前双手一直抖的不停，现在也停止颤抖了。我当时听护工说完，心里像被灌了铅似的沉，嘴上没敢多说， 初冬的午后， 康养园302房的门虚掩着。 我提着保温桶站在走廊，护工小陈迎面过来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阿姨这两天不大好，家属最好把寿衣准备着。” 消毒水的味道突然变得刺鼻。 推开门，老妈陷在轮椅里打盹，盖在膝盖上的薄毯滑了半截。 我伸手想去扶，她忽然睁开眼，浑浊的眼珠转了转，喉咙里发出微弱的气音，像漏风的风箱。 以前她总说手麻，吃饭时勺子在碗里叮当响，现在那双手安静地搭在腿上，连最轻微的颤抖都消失了——就像老式挂钟耗尽了最后一丝发条。 护工说的“准备”，是不是医学上的某种预判？ 可当衰老把曾经鲜活的人熬成一捧即将熄灭的灰烬，我们究竟该用“准备”来安抚自己，还是用“陪伴”去对抗时间？ 我蹲下来帮她掖毯子，指腹蹭到她手背上凸起的青筋，那双手曾织过毛衣、包过饺子，也在我小时候打过我的屁股。 “妈，喝点粥？”我把保温桶凑到她嘴边，她没张嘴，却突然用尽力气抓住我的手腕。 力气不大，却像一把生锈的铁钳，攥得我骨头缝都发酸。 走廊传来别的房间的电视声，新闻里正播着某地的雪景，我想起小时候她背我回家，雪粒子打在她棉袄上簌簌响。 我摸着保温桶上冰凉的提手，忽然想起上周她还能捏着我的手指喊小名，今天连眨眼都费劲。 身体的衰败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，那些曾经让我们心烦的手抖、唠叨，原来都是生命力在笨拙地呼救——而我们，是不是常常把这些信号误读成了负担？ 护工在门外轻轻敲了两下，我应了一声，老妈的手却没松开。 她的眼皮又开始打架，抓着我的手慢慢垂下去，像一片被风吹落的枯叶。 走出康养园时，暮色已经漫过了围墙，手里的保温桶空了，心却比来时更重，像揣着一块浸了水的棉絮。 有些告别不是一场暴雨，而是一生漫长的潮湿。 今晚回家翻出母亲压在箱底的红棉袄——那是她早就备好的“老衣”，叠得方方正正，袖口还绣着她最爱的腊梅；明天带过来，不说是寿衣，只告诉她：天冷了，咱们穿件厚的。 走廊的声控灯又灭了，我摸黑下楼，每一步都踩得格外轻——好像怕惊醒了什么，又好像怕踩碎了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