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7年10月17日，溥仪在北京因病去世后，他的家人不知道该以何种规格来安葬溥仪，就把这个问题上报给了国家。 那会儿的北京城刚入秋，爱新觉罗家族的人聚在老房子里，红木桌上摊着几张泛黄的旧照片，争论从后半夜一直持续到天亮。 有人攥着宣统年间的家谱说该按祖制入葬清西陵，也有人指着墙上"劳动最光荣"的标语叹气道，现在他是拿工资的公民了。 这个难题送到总理办公室时，周恩来正在批阅一份关于战犯改造的文件。 三天后，他让人把溥仪的妻子李淑贤请到西花厅，窗外的玉兰花落了一地。 "死者为大"，总理指着桌上的《革命公墓安葬暂行规则》说，条文里没说former皇帝不能进八宝山，但也得给家属留余地。 最后定的方案挺特别：爱新觉罗家可以选三个地方。 八宝山革命公墓按普通干部规格，万安公墓是市民标准，要是想回清西陵，政府也给划块地。 李淑贤后来在回忆录里写，她摸着那张盖着红章的批文，突然想起溥仪在植物园修剪果树时，总把剪下的花枝整齐码在竹篮里，说"不管啥身份，做事都得有规矩"。 其实溥仪当公民的那八年过得挺简单。 在植物园上班时，每天早上七点半准时到岗，把工具房的铁锹擦得锃亮。 1962年跟李淑贤结婚，新房里只有一个掉漆的衣柜，还是单位借的。 后来调到全国政协当文史委员，他写的稿子改了七遍，铅笔字密密麻麻爬满纸页，最后在末尾加了句"请组织审阅"。 1967年10月21日的追悼会开得很安静。 来的人里有当年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教，也有植物园一起侍弄花草的同事。 骨灰盒是普通的红漆木盒，上面没刻任何头衔。 我觉得这种从皇帝到公民的转变，在那个年代确实不容易，就像他自己说的："特赦令下来那天，我才知道啥叫真正的活着。 " 如今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骨灰寄存证上，编号0119的记录写着"溥仪，男，61岁，无业"。 后来1995年迁葬清西陵时，李淑贤把那张寄存证塞进了骨灰盒。 这个曾经站在太和殿龙椅上的人，最终以三种身份的选择权，留在了历史的书页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