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0年，20岁的张爱玲正在洗澡，母亲突然闯进来，发疯般一寸一寸检查她的身体。 水珠顺着瓷砖滑到脚跟，她攥着毛巾的指节发白，镜子里映出母亲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那是她第一次发现，自己最崇拜的女人，原来这样害怕。 那天之后，浴室的木门总被张爱玲悄悄插死。 她不懂母亲为何突然变得陌生，直到听见黄逸梵在客厅里摔碎茶杯，声音混着哽咽：“800块……哪有学生能突然拿到这么多钱？”她这才想起，前几天刚从港大老师弗朗士手里接过奖金信封，那是她熬了无数个夜换来的肯定，在母亲眼里却成了“不干净”的证据。 黄逸梵这辈子都在和“不干净”较劲。 4岁那年，张爱玲看着母亲穿着旗袍站在法院门口，手里捏着离婚判决书，成了民国第一批敢和丈夫“对簿公堂”的女人。 后来母亲去法国学画，寄回来的照片里总穿着收腰洋裙，《良友》画报还登过她的穿搭，配文“摩登先驱”。 可张爱玲见过她半夜坐在梳妆台前数钱，指尖划过旧首饰盒里的翡翠镯子，嘴里念叨“这点东西，撑不了你几年学费”。 港大图书馆的灯光比家里亮堂。 张爱玲把弗朗士教授的评语折成小方块塞进课本，上面写着“文字如手术刀般精准”。 她拼命拿奖学金，想着等攒够钱就带母亲离开上海，去法国看她画过的塞纳河。 800块奖金够买法租界一间小弄堂房，她甚至想好了要在窗台上摆两盆茉莉，就像母亲年轻时喜欢的那样。 浴室里的对峙成了母女间的冰棱。 黄逸梵后来把那笔钱输在了牌桌上，张爱玲没问原因，只是默默把剩下的稿费换成两根金条。 1955年去美国前，她把金条拍在母亲面前，说“学费还清了”。 黄逸梵的手指在金条上划了一下，没抬头，也没说话。 很多年后张爱玲才知道，母亲当晚把金条锁进了红木箱子，和她10岁时画的蜡笔画放在一起。 1957年伦敦的信寄到美国时，张爱玲正对着房东的催租单发呆。 信里说“想见最后一面”，她数了数钱包里的稿费，不够一张往返机票。 后来收到母亲的遗物，红木箱子打开时，最底层压着张泛黄的照片10岁的她扎着羊角辫，背面是母亲的铅笔字：“小煐，民国十九年春”。 箱子角落还有一沓纸币，法郎、英镑、美元都有，每张都被摸得边角发毛。 那张写着“小煐”的照片，张爱玲后来夹在了《半生缘》的手稿里。 她写曼璐和曼桢的姐妹情时，总会想起母亲检查她身体时颤抖的手两个同样在乱世里挣扎的女人，都想靠自己站直，却忘了拥抱从来不需要证明清白。 黄逸梵到死都没说出口的，或许和张爱玲没寄出的回信一样，藏在岁月的褶皱里，成了比文字更重的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