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世纪70年代的一天，昆明军区副司令查玉生少将正在午休，突然听到几声鸟叫声。原来，小警卫员正在逗鸟，引得查副司令骂了带娘的话。小警卫员一听，梗着脖子回答：“我是来干革命工作的，你凭啥骂我？” 1948年12月，淮海战场的双堆集。那天冷得邪乎，地还没完全冻瓷实，但又是冰又是泥。 就在这么个鬼天气里，黑压压成百上千号人趴在地上挖沟。这是咱们解放军在搞土工作业，为了把战壕一直修到国民党黄维兵团的眼皮子底下。 这时候，有个瘦高个儿出现了。这人叫周希汉，当时是陈赓麾下的第10旅旅长，也是查玉生的老战友。这哥们儿有个特点，爱讲话，爱总结，看着像政委，其实是个地道的军事指挥官。 当时的黄维兵团，那可是国民党的精锐，全是美式装备，被咱们围在方圆几公里的双堆集里，成了困兽。 就拿攻打李围子这个村庄来说。这村子不大，二十来户人家，但这名字起得有讲究——周围有一道一人多高的土围子，原本是防洪水的，现在成了天然的战壕。国民党军在土围子外面百米远，修了梅花形和三角形的地堡群，还有铁丝网、鹿砦。 村庄小，兵力多，火力强，工事坚。 这哪是村庄，分明就是个铁桶。 周希汉头两回打李围子，没打下来，损兵折将。后来毛主席的电报来了，那是真神，直接点拨：别搞急袭了，要稳扎稳打，以堡垒对堡垒，以堑壕对堑壕。 周希汉一看，茅塞顿开，立马开会检讨。他这人有个优点，有错真认。 为了拿下李围子，周希汉那是下了血本。他把三个团缩编，把所有的大炮集中起来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工兵主任搞出了个“大杀器”——飞雷。 到了12月6号，总攻开始前，陈赓大将溜达来了。看着周希汉那个藏在土包里的指挥所，还调侃：“周旅长瘦，怕冷。钻了洞子又安全又暖和。没法子呀！咱们也做一回老鼠吧。” 结果一进去，陈赓傻眼了。里面宽敞明亮，还有一套铝制美式桌椅，那是周希汉手下29团团长吴效闵缴获来的“贡品”。陈赓一看就乐了，非要“抢”这个指挥所。周希汉嘴也毒，回了一句：“你什么都想要。这里离敌人只有两步远，你来了，我上哪儿去？” 但玩笑归玩笑，打起仗来是谁都不含糊。那天下午4点半，炮火准备开始。那50个“飞雷”可是立了大功，滚到敌人战壕里爆炸，震得国民党兵哭爹喊娘。 不到一个小时，李围子拿下，毙敌三千，俘敌六百。 紧接着就是打沈庄、打杨围子。尤其是打杨围子，那是敌军14军军部所在地，军长叫熊绶春。 12月11日下午，万发炮弹砸向杨围子。杨围子顿时变成一片火海。已经黯下来的天空被染成了玫瑰色。 突击队冲进去的时候，敌军还在躲炮。熊绶春直接被打死在断墙边。 最惨烈的是打杨文学庄，这是黄维兵团最后的屏障。国民党军也是急眼了，使用了火焰喷射器和化学毒气。 28团，那是红军团底子，打到这份上，团长赵华青向陈赓汇报时声音都沉了：“目前还有干部66人，战士108人……总共还有两个连的兵力。” 一个团，打得只剩俩连。 听到这数字，陈赓都沉默了。但在动员会上，陈赓发了狠话：“部队打光了，团长可以去当连长，师长可以当团长。我当时就说，我准备去当班长。” 这就是那时候的“革命工作”。 12月15日，最后总攻。敌人又放毒气，又喷火。周希汉看着前面的战士倒下一片，急红了眼。他一把推开警卫员，抓起冲锋枪就跳出了战壕，喊道：“全都跟我来！” 旅长带着警卫员、通信员、炊事员，顶着风冲向敌阵。 他早就不是20年前只会端着汉阳造往前跑的周希汉了，他冲锋的姿势可以让任何内行的军人叫绝。 正是这种不要命的劲头，彻底压垮了黄维兵团。 查玉生和周希汉、李成芳这帮人，那是一起在陈赓麾下摸爬滚打出来的。他们见惯了这种尸山血海，见惯了身边的兄弟今天还跟你分烟抽，明天就成了一具尸体。 对查玉生来说，午休的那片刻安宁，太奢侈了。那几声鸟叫，可能让他瞬间恍惚，以为又是哪里的冷枪，或者是哪次潜伏时的意外声响。他的暴躁，是战争留下的应激反应。 而那个小警卫员梗着脖子说：“我是来干革命工作的。” 这话在查玉生耳朵里，或许会让他想起那个冻得硬邦邦的淮海战场，想起那些还没来得及喊一声就倒下的年轻战士。 这个小警卫员身上的那股子“犟”劲，那种不畏权势、认死理的劲头，不正是当年他们在战壕里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冲锋的劲头吗？ 所以，查玉生骂归骂，但心里大概是不会真记恨这小鬼的。因为在他们那一代人眼里，只要你真是为了工作，为了革命，哪怕是顶撞首长，那也是条汉子。 后来，周希汉、李成芳、查玉生都在1955年被授予了中将军衔。这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将军们，晚年大多低调。 周希汉晚年曾自豪地说：“别看我搞掉了那么多蒋军将领，但你说怪不怪，我身上愣是一点伤都没有。” 这话听着是炫耀，其实透着那个年代指挥员的最高智慧：战争是思想和智慧的较量，否则枪炮便与捅火棍子无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