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0年，90岁的张学良接受采访时说，虎城，杨虎城这个人啊，他这个人很时髦，要做时髦，（你）明白？他后来结交很多人，他手底下很多人都是很。。。差不多都是共产党，他受他们影响很大。 很多人说，这是因为杨虎城没背景，是杂牌军，所以好欺负。这话对，但不够深。 咱们来分析分析张学良口中的“时髦”。 张学良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，老爹张作霖是“东北王”。在蒋介石看来，张学良就是个被坏人教唆坏了的富二代、干弟弟。蒋介石对张学良有一种大家长的心理，觉得这孩子是一时糊涂，被那些激进思想冲昏了头脑，只要关起来，磨磨性子，还能“改邪归正”。所以，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恨，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私人恩怨。 但杨虎城不一样。 杨虎城是刀客出身，这人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草根。他没有那些少爷脾气，他看到的是民不聊生，是国家的烂根子。他身边的“朋友圈”太硬了。他的秘书、他的参谋，像宋绮云这些人，底色全是红的。 在西安事变之前，张学良还在犹豫，还在想着怎么给蒋介石留面子，怎么搞“兵谏”而不伤感情。杨虎城呢？杨虎城是铁了心要逼蒋抗日。甚至有史料披露，在怎么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，杨虎城是动过杀心的。 这点，蒋介石心里跟明镜似的。 在蒋介石的逻辑里，杨虎城已经“病入膏肓”了。他不仅仅是反对蒋介石这个领袖，他是在反对蒋介石代表的那个阶级，那个旧秩序。杨虎城所追求的那个“时髦”——也就是共产主义信仰，对于蒋介石来说，是绝对无法共存的病毒。 张学良是“内部矛盾”，杨虎城是“敌我矛盾”。 这就是为什么张学良说他“时髦”。因为杨虎城早就接受了更先进的政治纲领，他跟红军走得太近了，近到让蒋介石感到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恐惧。 咱们再聊聊1949年那场惨绝人寰的暗杀。 那时候国民党败局已定，李宗仁代总统甚至下令释放政治犯，杨虎城本来是有机会活的。但是蒋介石哪怕已经下野，哪怕已经在准备船票去台湾，他依然通过毛人凤下了一道死命令：杨虎城，必须死。 这事儿做得极其隐秘。特务周养浩，笑面虎一个，跑到贵州监狱去骗杨虎城，说：“委员长想通了，请杨将军去重庆，然后转送台湾，还要安排您和张学良见面。” 杨虎城这种老江湖，本来是防备心极重的，他说：“我死也不愿再上蒋先生的当。”但是，特务利用了他对家人的爱，利用了他对张学良的那份战友情。杨虎城动摇了，他带着儿子杨拯中，还有那个天真烂漫的8岁小女儿杨拯贵，踏上了那条不归路。 到了重庆歌乐山戴公祠，特务们早就埋伏好了。 这一段历史，每次读到都让人后背发凉。父子俩刚进屋，特务就动了手。儿子杨拯中走在前面，被匕首捅穿，惨叫了一声“爸！”杨虎城回头的一瞬间，利刃也刺进了他的身体。 最让人心碎的是那个小女儿。孩子当时还在问：“叔叔，我们这是要去哪里？”回答她的，是冰冷的屠刀。 为什么要杀一个8岁的孩子？ 这才是蒋介石最毒辣的地方。他怕的不是杨虎城这个人，一个被关了12年的老人，身体早就垮了，还能翻起什么浪？蒋介石怕的是“杨虎城”这个名字，怕的是这份仇恨的种子。 如果杨虎城的后代活着，将来把这段历史讲出来，把他父亲的遭遇讲出来，那就是对蒋介石政治声誉的毁灭性打击。斩草除根，为的是让这段罪恶彻底在这个世界上消失，不留活口，就没有对证。 可是蒋介石算错了一点。 历史这东西，你越是想掩盖，它反弹得越厉害。 张学良晚年虽然获得了自由，但他心里苦啊。他在夏威夷接受采访，每次提到杨虎城，那眼神里的落寞是藏不住的。他说“西安事变主角是杨虎城”，这话不仅是推功，更是一种忏悔。 他心里清楚，当初那是两个人一起扛的大旗，结果他这个“少帅”扛着旗子只是被罚站了半个世纪，而那个出身草莽的兄弟，却因为信仰更坚定、因为那个所谓的“时髦”理想，赔上了全家性命。 那份沉重，压了张学良整整后半生。 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往事，必须得承认，杨虎城才是那个真正的孤勇者。 他没有张学良那样的家世护体，也没有宋美龄那样的贵人周旋。他手里唯一的牌，就是一腔孤勇和对这个国家最朴素的爱。他知道干这件事的后果，但他还是干了。 张学良说他“时髦”，这话里透着敬佩。在那个所有人都明哲保身的年代，杨虎城选择了一条最危险、最前卫的道路。他结交共产党，他相信只有那样才能救中国。这种“时髦”，是要拿命去换的。 如今，去西安华清池，还能看到当年那个“兵谏亭”。去重庆歌乐山，还能看到杨虎城将军的殉难处。 历史是公正的。蒋介石当初杀人灭口，想把杨虎城的痕迹抹去，结果呢？杨虎城的名字被刻进了英雄纪念碑，而那个下令杀害8岁幼童的人，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