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0 年，农民陈永贵主动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。临走时对华老说：“今后，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，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......” 这话里藏着沉甸甸的感恩，更藏着一份难得的清醒。陈永贵说的是实话，他这辈子能从黄土坡里的庄稼汉，坐到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上，全靠实打实的苦干，更靠那个重视农民、看重实干的时代，靠毛主席对大寨精神的认可，这份知遇之恩，他记了一辈子。 他本就是山西昔阳大寨的普通农民，早年的大寨穷得叮当响，山多地少还十年九旱，种点庄稼全靠天赏饭，遇上灾年社员们连糠都吃不饱。陈永贵性子犟，不信这个邪，扛起锄头就领着大伙战天斗地，修梯田、筑堤坝，把一块块零碎的坡地连成能浇能种的良田。寒冬腊月里破冰修渠，三伏天顶着烈日开荒，手上磨出一层又一层厚茧，脸晒得黝黑发亮，硬是凭着一股自力更生的韧劲，把穷山沟改成了亩产千斤的高产田，大寨的名字就这样传遍了全国。 毛主席听说了大寨的事迹，格外认可这份艰苦奋斗的精神，号召全国向大寨学习，陈永贵这个农民带头人也跟着被推到了台前。从大寨支书到县委领导，再到进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，他一步登天却从没忘本。当上副总理的他，还是那副农民打扮，粗布对襟衣，头上裹着白羊肚头巾，脚下永远是老伴亲手纳的黑布鞋，开会办公都透着一股子庄稼人的实在劲儿。 最让人佩服的是，他当了副总理依旧不脱农籍、不拿国家工资，还是大寨的社员。那会儿国家给副总理配了高级厨师，他吃不惯精细饭菜，硬是把人打发走，从老家请了会做杂粮的老乡，顿顿离不开小米糊糊、玉米面抿曲，就着自家腌的酸菜吃得香甜。批阅文件对他来说是难事，早年没上过学，扫盲后也只认一千多个字，看不懂就凑在灯下问秘书，实在弄不明白就学着老领导画圈，坦诚自己就是个农民，搞农业在行，搞文书实在不行。 他管全国农业，心里装的从来不是官场上的虚头巴脑，是地里的庄稼、农民的收成。开会从不用讲稿，张口就是接地气的大白话，句句都说到农民心坎里，底下的干部听得明白，基层的社员听得亲切。可日子久了，他也慢慢觉得吃力，国家形势在变，经济建设成了重心，很多新政策、新提法他听不懂也跟不上，看着身边同志靠着文化知识运筹帷幄，他打心底里知道，自己这个农民副总理，已经跟不上新时代的节奏了。 不是被逼无奈，是他自己主动提的辞职。他跟身边人说，咱一个种地的，能当上副总理已经是天大的福气，现在干不了了就该下来，别占着位置耽误事。递交辞职报告那天，他心里五味杂陈，既舍不得这份为农民说话的差事，又清楚自己的局限，这才有了临走时对华老说的那句话，感恩毛主席的知遇，也明白这样的际遇再也不会有了。 辞职后的陈永贵，被安排在北京定居，国家给了他应有的待遇，保留了公车和工作人员，可他依旧活得自律又本分。公车绝不私用，老伴买菜、儿子上学，他从不让司机接送，自己拎着篮子挤公交、坐地铁。有回去菜场买菜，售货员认出他非要送菜，他撂下钱扭头就走，往后再也不敢去那家菜场，怕给人家添麻烦。老乡托他找铁路要车皮，听说要给办事人员二百块好处费，他当场就翻脸，打电话把车皮退了，气得骂出声，损公肥私的事，给再多好处也不能干。 后来他去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，还是改不了下地的习惯，一到农场就挽起裤腿往田里钻，跟农场职工唠庄稼长势，教人家种地的窍门，大伙都亲切地喊他永贵大叔。有人说他思想老，反对农村改革，他听了不恼，反倒主动跟人唠，说以前咱大寨苦干，是为了吃饱饭，现在搞包产到户，庄稼长得比以前还好，市场上啥都有，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啥办法都是好办法。他这辈子认死理，不管啥政策，能让农民增收、粮食增产，就是实打实的好政策。 陈永贵这辈子，最难得的就是从没丢了农民本色。当了大官不摆架子，掌了权不谋私利，干不了就主动退位，不恋权、不贪功。比起那些靠着资历占着位置，忘了来时路的干部，他这个农民副总理活得太明白。毛主席把他捧上高位，是看重他的实干和初心，他也用一辈子证明，不管站得多高，根永远扎在黄土里，永远想着农民的冷暖。 那个年代能把农民推到副总理位置，是时代的印记，更是对实干者的认可。陈永贵或许没多少文化，没多少治国理政的理论功底，可他身上那份苦干、务实、清廉的劲儿，比多少华丽说辞都管用。这样的干部，不管过去多少年，都值得被人记着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