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9年1月10日，张学良突然枪杀了拒不服从他指令的杨宇霆与常荫槐，孙传芳震惊之余不寒而栗，大有兔死狐悲之感，为了撇清自己与杨，常二人并无勾结，孙传芳对张学良此举连声称赞道：杀得好，杨宇霆咎由自取，死有余辜！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亡后，27岁的张学良接掌奉系大局。当时东北内部派系复杂，杨宇霆作为张作霖时期的重要元老，手握兵工厂和多项实权，常荫槐则掌控黑龙江省政和交通要务，两人对张学良态度傲慢，经常不把少帅放在眼里。 杨宇霆自恃资历老，常以长辈口吻训斥张学良，常荫槐更在背后散布张学良不务正事的言论。 东北易帜前，杨、常强烈反对服从南京国民政府，主张维持东北独立现状，甚至在易帜当天拒不参加集体留影，公开给张学良难堪。易帜完成后，杨宇霆继续把持多项事务，常荫槐则阻挠车辆调度等指令执行，两人联手阻挠统一进程，严重威胁张学良的权威。 1929年1月10日下午，杨宇霆和常荫槐联袂前往帅府，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，由常荫槐出任督办，并拿出事先拟好的文件逼张学良签字。此事涉及中东铁路等外交敏感问题，张学良以需上报南京、从长计议为由推托。 两人回去吃饭后再次返回，张学良安排警务处长高纪毅率卫士执行枪决。杨宇霆和常荫槐当晚在老虎厅被处决，罪名定为阻挠统一、把持政务、破坏和平等。事后张学良迅速通电全国，公布罪状，并向南京报告，避免事态扩大。 事件发生后，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被紧急召集到帅府，张学良当众宣布处决事实。孙传芳作为外来投奔者，本来就与杨宇霆私交密切，曾在杨府寿宴上担任总招待。他听到消息后脸色大变，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。为避免被牵连，当天他表面上附和称赞“杀得好，杨宇霆咎由自取，死有余辜”，以示与杨、常划清界限。第二天一早，孙传芳就借口姨太太生病，匆忙离开奉天，前往大连避祸。此后他多次建议张学良固守东北、等待时机再起，但张学良一律不采纳。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，孙传芳又劝张学良与阎锡山、冯玉祥联手反蒋，结果张学良选择助蒋，孙传芳彻底失去机会。 孙传芳从此东山再起无望，后来移居天津英租界，过上隐居生活。1935年11月13日，他在天津佛教居士林被施剑翘刺杀身亡，结束了他从五省联军总司令到失势客卿的生涯。张学良通过此事件基本肃清内部最大阻力，稳固了权力，但也付出东北军老臣大量流失的代价。杨宇霆和常荫槐的死，表面上是权力斗争的结果，根子在于他们低估了张学良的决心和手段，也高估了自己作为“老臣”的分量。整个事件反映出民国军阀时代，权力交接往往伴随着血腥清洗，谁握不住枪杆子，谁就得让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