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，日军将18岁怀孕7个月的李秀英拖进了地下室，开始粗鲁地解她的衣扣。李秀英决定殊死一搏，她夺过日军腰间的刺刀和3名日军拼命，最终被生生刺了37刀……   1937年12月15日的清晨，当鼓楼医院的外科医生罗伯特·威尔逊掀开那张被血浸透的被单时，他面对的是一场近乎凌迟的暴行结果。躺在病床上的李秀英只有18岁，腹部隆起——她怀着七个月的身孕。   而在这一具充满生命孕育之相的年轻躯体上，分布着令人触目惊心的37处刀伤，这不是简单的战地创伤，就在两天前，李秀英为了躲避硝烟，藏身于五台山一所学校阴暗潮湿的地下室，日军的军靴声踏破了避难所的死寂，他们如同狩猎般冲入人群。   把这一眼望去便知身怀六甲的女人从人群中强行拖拽出来。面对施暴者落在衣扣上的脏手，原本应该因恐惧而颤抖的年轻母亲，在绝境中爆发出了一种野兽般的求生本能，她没有顺从，当那一刻来临，她死死咬住了一个士兵的手臂，甚至在混战中凭借那股那一瞬间窜起的血气。   夺过腰间的刺刀反手挥去，刀锋确实划伤了侵略者的肩膀，但这份反抗也招致了更疯狂的报复，另外两名日军在那狭窄的空间里蜂拥而上，刺刀夺回后，便是长久的、泄愤式的猛刺，眼角、胸腹、大腿，那一连串的攻击是为了将人彻底毁掉。   甚至在她倒在血泊中无法动弹、奄奄一息之际，那些人以为她死了，才肯扬长而去，威尔逊医生在那个寒风凛冽的早晨，一边做着生死一线的缝合手术，一边避开外面的巡视视线，将这桩惨案的细节悄悄写进了日记。   伤情触目惊心：不仅面部毁容，几处刀锋甚至直接触及内脏，那一晚，李秀英从死亡线上被拽了回来，但那个在他腹中微弱颤动的孩子，在第二天彻底停止了心跳，这些密密麻麻的缝合线，后来成了李秀英脸上无论如何也遮掩不住的印记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她也是沉默的。   战争结束后的岁月里，她裹挟着满身病痛，日子过得极度艰难，靠着亲戚接济度日，那时候她几乎不出门，左脸那道狰狞的伤疤像是一道封条，把所有关于那间地下室的记忆都封锁在心里，直到1946年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的消息传来，一份寻找证人的请求打破了这份死寂。   记者王火找到她时，发现这位幸存者的生活比想象中更为凋敝，但她的态度却异常坚定，要站出来，并不容易，要让一个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去剖开那些羞辱和伤痛，无异于第二次受刑。但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，李秀英还是坐在了那把证人椅上。   面对着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军官，她讲述了反抗、被刺、失去孩子的每一个瞬间，因为她明白一个残酷的逻辑：“如果不讲，他们就会说这没发生过”那些证词，最终成了将谷寿夫等战犯送上绞刑架的关键砝码。   本以为尘埃落定，谁知那37处伤口在半个世纪后又开始隐隐作痛，这一次，刀锋来自笔端，1988年，日本右翼作者松村俊夫出版书籍，公然指名道姓地称李秀英是“伪证人”甚至污蔑她是由中国政府安排的演员。   那一年，李秀英已是古稀老人，身体每况愈下，甚至因为长年的旧伤常常需要住院，但听到这个消息时，老人的怒火盖过了病痛，她拍着病床沿，做出了人生中最后一次极其强硬的决定：“我要告他”。   这场跨国的名誉权官司，与其说是为了李秀英自己，不如说是为了那段不能被篡改的岁月，她拖着被医生判定随时可能垮掉的身体，一遍遍配合律师取证，手里攥着的，是当年鼓楼医院那些泛黄的原始病历档案，还有罗伯特·威尔逊当年偷偷写下的日记记录。   每一页纸，每一个字，都在替那些无法开口的亡灵呐喊，她不要钱，也不谈赔偿的数字，她的诉求简单得令人动容：把泼在历史真相上的脏水收回去，从南京到东京，这场漫长的诉讼耗费了数年光阴，光是海量的证据材料翻译工作，就让律师团队熬白了头。   直到1995年，日本法院的一纸判决终于传回病房：松村俊夫败诉，必须公开赔偿并道歉，躺在病床上的李秀英听着护士念出的结果，并没有欢呼，只是闭上眼，许久之后才点了点头，像是终于卸下了肩头扛了半辈子的重担。   晚年的李秀英，把一件珍藏了几十年的外套交给了民间博物馆，那件衣服上至今还残留着当初那场杀戮留下的破洞和暗褐色的血渍，它是无声的，却比任何语言都震耳欲聋，同时留在那里的，还有她在最后岁月里不得不依赖的轮椅。   2004年12月4日，85岁的李秀英在这个冬天永远闭上了眼睛，在此之前，她的女儿陆玲已经接过了母亲的接力棒，继续往返于中日之间讲述这段往事，李秀英不是天生的斗士，她只是一个在该享受母爱时失去孩子、在该青春烂漫时遭遇屠刀的普通女性。   信息来源：光明网（生活时报）：-04/15/03-C11BDEDC8FC7D47948256D08000D6024.ht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