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9年，中共情报人员袁殊被76号抓获，特务要他招供，谁知袁殊却一点都不慌：“等着，我给岩井英一打个电话！” 审讯室的灯泡在头顶晃悠，烟雾缭绕里，李士群的指甲在桌面上敲出急促的节奏。 这个刚从日本宪兵队移交过来的犯人，居然敢在76号提条件。 当袁殊从西装内袋摸出烫金名片时，旁边的特务差点碰翻了茶杯那上面印着“兴亚建国运动本部情报课课长”。 没人知道这个30岁的年轻人公文包里，还锁着军统少校委任状和青帮“通”字辈的拜师帖。 三个月前在霞飞路咖啡馆，他刚把日军扫荡计划的微缩胶卷塞进杜月笙门生的雪茄盒。 这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日子，从1931年潘汉年找他谈话那天起就没停过。 逮捕令其实早在王天木叛变时就该到了。 那个军统上海区的副区长，在回忆录里写过袁殊递给他的那杯毒酒。 可惜李士群没看到这份供词，否则不会让手下把刑具摆得那么显眼。 当电话接通时，岩井英一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，审讯室突然安静得能听见窗外梧桐叶落地的声音。 后来档案里记载，那天下午袁殊在76号吃了碗阳春面。 特务们盯着他用银筷子挑面条的样子，根本想不到这个刚被“保释”的人，当晚就把汪伪政权的军火库图纸藏进了怀表。 这种三层信息过滤法是他独创的，公开身份做盾牌，半公开信息换信任，核心机密永远藏在最暗处。 1941年秋天，延安收到一份标注“绝密”的情报，里面详细记录了日军南进东南亚的部署。 送情报的交通员不知道，这份情报是袁殊在东京参加“东亚经济会议”时，从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公文包里抄来的。 当时他西装口袋里还揣着妻子马景星的离婚协议书，那是为了保护家人签的。 现在上海市档案馆里，袁殊的日记只公开到1943年。 最后一页画着个戴着面具的小丑，旁边写着“假面舞会何时休”。 没人知道这个在五个阵营里游刃有余的间谍，深夜独自对着镜子时，是否还能认出自己本来的样子。 但那些泛黄的情报底稿会记得，有个叫袁殊的人，用一生的伪装，在历史的阴影里点亮过微光。 那通打给岩井英一的电话，后来成了76号老特务酒后的谈资。 他们总说没见过那么镇定的犯人，却不知道袁殊握着听筒的手心全是汗。 这种把绝境变成转机的本事，不是天赋，是无数个深夜在情报堆里炼出来的火候。 就像他常说的，隐蔽战线没有退路，每一步都得踩着刀尖往前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