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4年，吉鸿昌遇难，妻子花了8万大洋赎回他的遗体。 1934年冬天，北平街头的寒风裹着雪籽，胡洪霞攥着刚凑齐的最后一块银元，特务的冷笑还在耳边“8万大洋，少一个子儿，你男人的尸首就别想要了。”她望着当铺的朱漆大门，昨天刚把母亲留下的金镯子当在这里，今天又要去敲开同乡商号的门。 吉鸿昌牺牲前三天，给她留下最后一封信：“夫今死矣，是为时代而牺牲。”那时她还没意识到，这句遗言会成为她往后十年的精神拐杖。 特务在牢房里折磨了他整整22天，连钢笔都被没收，他就用树枝在地上写，血和泥混在一起，字迹却像钢钉一样扎进人心。 北平城里的物价涨得邪乎，一块银元能买30斤大米，8万大洋要一个普通人家攒五百年。 胡洪霞把四合院的房契押给银行，又挨家挨户找抗日同盟军的旧部借钱。 有个老兵把抚恤金都掏出来，手抖着说：“吉将军带我们收复多伦时，连马都让给伤员骑，他的尸首，咱不能不管。” 拿到尸首那天，胡洪霞突然在胡同口疯了似的哭喊。 她故意把棉袄撕得露出棉絮，一只脚穿绣花鞋，一只脚套草鞋，见人就说胡话：“你们看我男人回来了，他说要带我去南京看樱花呢。”特务在对面茶馆盯了她三个月，最后在报告里写：“吉逆遗孀精神失常，已无利用价值。” 1935年开春，地下党递来块缝着三粒米的手帕。 她抱着四岁的吉兰泰和两岁的吉安吉，趁着城门岗哨换班的八分钟间隙，混在逃难人群里出了北平。 火车上，小儿子哭闹着要爸爸，她就把那封血书贴在孩子胸口，“爸爸在这儿陪着你呢。” 到延安的第二年，胡洪霞成了中央托儿所的老师。 白天她装成讨饭的，把情报藏在发髻里；晚上在土窑洞里教孩子们唱《松花江上》。 有个叫李天佑的小战士总来接儿子，每次都带两个烤红薯，说：“胡老师，您教孩子认的字，比枪杆子还顶用。” 1949年10月1日，开国大典的礼炮响起来时，胡洪霞站在西观礼台23排17号。 长子吉兰泰穿着军装从方阵里走出来，看见她突然立正敬礼。 她想起那年在北平街头疯跑时，怀里揣着的不仅是凑赎金的银元，还有两个孩子温热的小脸蛋原来所谓守护，就是在最深的黑夜里，把自己活成照亮希望的那盏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