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0年,营里新教导员上任,营长王子衡去迎接时,刚要笑,谁知,看清对方的脸后,笑意全无:这不是来我家收租的地主少爷吗? 王子衡的脸瞬间沉了下来,攥着马鞭的手青筋暴起,指关节因为用力泛出青白。眼前的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军装,领口扣得严严实实,腰间扎着牛皮腰带,脚上蹬着一双磨破了底的布鞋,哪里还有半分当年那个穿着绸缎马褂、摇着折扇的少爷模样。 那是民国二十二年的冬天,大雪封了山,他家的三亩薄田颗粒无收,眼前这个少爷带着两个家丁,踩着一尺厚的雪踏进他家的茅草屋,逼着他爹交租。他爹跪在地上磕头,额头磕出了血,对方却只是冷冷地站着,看着家丁把家里仅有的一袋口粮扛走。那天,他弟弟饿得直哭,娘抱着弟弟,眼泪掉在雪地里,冻成了小小的冰碴。 新教导员显然也认出了他,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,随即伸出手,声音带着几分沙哑:“子衡同志,我是周文轩,以后咱们就是战友了。”王子衡没有伸手,只是冷冷地盯着他,眼神里的敌意像刀子一样。周围的通信员和警卫员都愣住了,没人敢出声。 他们都知道,王营长是苦出身,爹娘都是被地主逼死的,他参军就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,现在新来的教导员竟是个地主少爷,这梁子,怕是结大了。周文轩的手僵在半空,他尴尬地收回手,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指,低声说:“我知道,你恨我家。当年的事,是我对不住你。” 这话像是点燃了王子衡的火药桶,他猛地往前一步,揪住周文轩的衣领,低吼道:“对不住?我爹被你们逼得吐血,我娘带着我弟弟去讨饭,冻死在路边,一句对不住就完了?”周文轩没有挣扎,只是看着他的眼睛,眼眶慢慢红了:“我知道,这些年,我一直记着。 我爹去世后,我才知道,那些地租,有一半都进了国民党军官的腰包。我看着村里的乡亲们越来越穷,看着国民党的兵痞抢粮抢钱,看着日本人的飞机炸塌了我们家的祠堂,我才明白,什么地主少爷,什么荣华富贵,在国破家亡面前,都是狗屁。” 王子衡的手松了松,眼神里的敌意少了几分,却依旧没有放开他。周文轩继续说,声音越来越低,却字字清晰。 他爹去世后,家里的田地被国民党的一个团长霸占,他带着家丁去理论,被打得半死,扔在乱葬岗。是路过的八路军救了他,他躺在担架上,看着八路军的战士们帮乡亲们挑水、种地,看着他们把仅有的粮食分给难民,他的心被狠狠揪了一下。 伤好后,他就参了军,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少爷,变成了一个能扛枪、能行军的战士。他跟着部队走了大半个中国,打过伏击,运过伤员,脚上的泡磨破了一层又一层,手上的茧子厚得能划火柴。 王子衡终于松开了手,后退一步,上下打量着他。周文轩的军装袖口磨破了,露出里面打了补丁的衬衣,脸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,是上次反扫荡时被弹片划伤的。 他的眼神不再是当年的冷漠,而是透着一股坚定的光。王子衡沉默了半晌,转身朝着营房的方向走,丢下一句:“先去报到吧。部队不是你家的祠堂,规矩多,别给我惹事。”周文轩松了口气,连忙跟上,脚步有些踉跄。 接下来的日子,周文轩用行动打破了所有人的偏见。他白天跟着战士们一起训练,扛着步枪跑五公里,累得吐了血也不肯停下。晚上,他在煤油灯下给战士们讲课,讲抗日救国的道理,讲革命的理想,他的声音温和却有力量,听得战士们热血沸腾。他还会帮炊事班挑水、劈柴,帮伤员换药、洗衣服,一点架子都没有。 有一次,部队被日军包围,弹药快打光了,周文轩主动请缨,带着两个战士从后山的悬崖爬出去,绕到日军的后方,炸毁了他们的弹药库。回来的时候,他的胳膊被树枝划得鲜血淋漓,却笑着说:“这点伤,不算什么。” 王子衡看在眼里,心里的疙瘩慢慢解开了。他想起周文轩说的话,想起自己参军的初衷,不是为了报私仇,是为了让天下的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。那天晚上,他拿着一壶烧酒,走进了周文轩的营房。 周文轩正在写家书,看到他进来,连忙起身。王子衡把酒放在桌上,倒了两碗,递给他一碗:“以前的事,过去了。”周文轩接过酒,一饮而尽,眼泪掉了下来。两人聊了一夜,从各自的身世聊到抗日的未来,聊到东方泛起鱼肚白,才沉沉睡去。 后来,部队里流传着一句话:“王营长打仗猛,周教导员懂道理,两人搭档,天下无敌。”他们一起带着战士们打了无数次胜仗,收复了一个又一个村庄。每次解放一个地方,周文轩都会带着战士们帮乡亲们分田地,他站在田埂上,看着乡亲们捧着土地证,笑得合不拢嘴,眼神里满是欣慰。他再也不是那个冷漠的地主少爷了,他成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,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战士。 阶级出身从来都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,真正决定一个人走向的,是他的选择和信仰。周文轩从地主少爷变成革命战士,王子衡从苦大仇深的农民变成八路军营长,他们的相遇,是偶然,也是必然。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,无数人放下了私仇,放下了恩怨,为了同一个理想,并肩作战,用鲜血和生命,浇灌出了新中国的希望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