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放初，时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陶铸给厦门方面来信，讲：“在30年代初，厦门一位名叫丁清根的卖糕点小贩，多次为地下组织传递重要情报。抗战时期，他因为反抗日寇不幸牺牲，请务必找到英雄后人，妥善予以安置。” 厦门市民政科的办公桌上，这封字迹工整的信被摩挲得边角发卷。1950年的海风裹着鱼腥味吹进窗棂，科长老陈捏着信纸，指尖微微发颤。 陶铸同志的名头分量太重，能让他特意写信叮嘱的人，绝不是普通的贩夫走卒。老陈当天就揣着信，带着两个年轻干事，一头扎进了厦门老城区的蛛网小巷里。 丁清根，卖糕点的小贩。这个身份太不起眼了。30年代的厦门，中山路、厦港老街一带，挑着担子卖麻糍、炸枣、花生糕的小贩没有一百也有八十。老陈他们从晨光微露问到夕阳西下，从鼓浪屿的渡口问到曾厝垵的渔村，逢人就打听“三十年前叫丁清根的糕点小贩”。 前三天，得到的都是摇头，直到第四天，在厦港老街的一家百年酱油铺里，白发苍苍的老板林伯听到“丁清根”三个字，手里的酱油提子“哐当”一声掉进了缸里。 “丁清根啊……我记着他。”林伯抹了把手上的酱油渍，声音突然沙哑，“他不是普通的小贩，是个硬骨头啊！” 林伯的话，把所有人的记忆拉回了风雨如晦的30年代。那时的厦门，被国民党反动派和外国势力死死攥在手里，地下组织的活动像暗河里的水流，稍有不慎就会暴露。丁清根的糕点担子，就是地下组织的“移动情报站”。 他的担子两头各有一个木箱，一边装着热气腾腾的麻糍和炸枣，另一边的箱底有个巴掌大的夹层，情报就藏在里面。站岗的国民党士兵喜欢买他的糕点解馋，往往捏起一个麻糍塞进嘴里，就挥手让他过去，没人会想到，这个满脸堆笑的小贩，兜里藏着能要敌人命的消息。 有一次，地下组织要把一份日寇军火库的位置图送出去，接头点设在镇海路的茶馆。那天街上盘查得格外严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，几个地下党员根本没法靠近。丁清根听说后，二话不说挑起担子就往茶馆走。 走到街口，一个国民党排长拦住他，拿着刺刀挑开木箱翻了半天，没翻出什么，就随手拿了几块炸枣。丁清根笑着递上油纸包，趁排长低头吃炸枣的功夫，悄悄把藏着情报的小纸卷塞给了茶馆里的接头人。那份情报，后来帮游击队端掉了日寇的军火库，缴获了整整两卡车的弹药。 抗战爆发后，厦门很快沦陷。日寇占了镇子，逼着街上的小贩给他们送吃的。丁清根的担子，再也没挑到过日寇的据点门口。他宁愿把糕点分给逃难的百姓，也不给侵略者递一块麻糍。后来，他还偷偷联络了几个街坊，把家里的存粮和咸菜挑到山里，送给打游击的抗日队伍。日寇恨透了他，到处张贴告示抓他，他却依旧借着卖糕点的幌子，帮游击队传递消息。 1941年的冬天，有人告密，说丁清根私通游击队。一群日寇闯进了他在厦港老街的破屋子，把他绑到了海边的礁石上。日寇队长逼着他说出游击队的藏身地，还说只要他肯投降，就给他荣华富贵。丁清根梗着脖子，骂声震天，从始至终没吐一个字。 恼羞成怒的日寇，把他活活打死在了礁石上，那年他才38岁。他的妻子抱着他的尸体哭了三天三夜，最后靠着街坊们的接济，才把他葬在了后山的荒坡上。 林伯的话还没说完，老陈和两个干事的眼眶就红了。顺着林伯指的方向，他们在厦港老街深处的一间低矮瓦房里，找到了丁清根的遗孀陈阿婆和儿子丁小明。瓦房的墙壁裂着缝，下雨天漏雨，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张缺了腿的桌子。 丁小明刚从码头扛完麻袋回来，满身是汗，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。他那年才22岁，从小就听母亲说，父亲是个英雄，可他没想到，几十年后，还有人记得父亲的名字。 老陈红着眼眶握住陈阿婆的手，把陶铸的信念给她听。陈阿婆听完，颤抖着从床底下摸出一个小木盒，里面装着丁清根生前用过的挑担钩子，还有一块没吃完的、已经硬得像石头的麻糍。“他走的时候说，等鬼子打跑了，日子就好了。”陈阿婆抹着眼泪，“没想到，真的有人还记得他。” 没过多久，政府就给陈阿婆母子分了一套宽敞明亮的砖瓦房，还帮丁小明安排了一份在粮站的工作。丁小明工作格外卖力，第二年就入了党，他常说：“我爹是英雄，我不能给他丢脸。” 1952年清明节，丁小明带着母亲，来到了厦门革命烈士陵园。新立的墓碑上，刻着“革命烈士丁清根”七个大字，旁边还刻着他的事迹。陈阿婆摸着墓碑，泣不成声，丁小明却挺直了腰杆，对着墓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那天，陵园里的松柏格外挺拔，海风轻轻吹过，像是英雄在低声回应。 老陈后来常跟人说，我们今天的好日子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无数个丁清根这样的小人物，用命换来的。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在黑暗里，用自己的方式，点亮了一盏又一盏灯。 陶铸的一封信，不仅找到了英雄的后人，更让我们记住了，每一份牺牲都不会被遗忘，每一个英雄都值得被铭记。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