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0年，傅有智被捕，敌人见他不屈服，就把他带到海滩执行枪决，一连打了他五枪，却没有命中要害。 海风裹着咸腥味扑在脸上时，傅有智以为自己会像断线的风筝一样栽进海里。 子弹撕开衣服的声音比想象中更刺耳，他数着"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"，每一声枪响都让沙滩震颤。 可当特务们骂骂咧咧地收队时，这个22岁的年轻人发现自己还睁着眼，血从五个枪眼里往外冒，却没伤到要害。 谁也没想到这场处决会出这么大的纰漏。 傅有智后来回忆，那天他刚从上海探亲回来，路过厦门港时想买串糖葫芦，就因为多看了两眼巷口的红灯笼，就被当成地下党抓了。 兜里那本卷了边的《红旗》周刊成了"铁证"，特务们根本不听他解释，连夜就押到了海滩。 牢房里的日子比枪口更难熬。 敌人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手臂，把他的头按进脏水里，可傅有智咬紧牙关，硬是没吐露半个字。 同监的难友后来告诉别人，夜深人静时总能听见他在哼《国际歌》，声音不大，却像钉子一样往人心里钻。 我觉得，支撑他熬下去的，可能不只是活下去的本能，还有没看完的那期《红旗》周刊里，关于农民运动的讨论。 那个救他的老渔夫姓陈，大家都叫他陈老大。 老人半夜收网时发现了沙滩上的"尸体"，本想挖个坑埋了，没想到摸到还有气。 就着月光一看，这小伙子胸口还在起伏，五处伤口都避开了心脏。 陈老大叹口气，把他背回家，用祖传的金疮药敷上，又把家里仅存的老母鸡杀了炖汤。 伤好后傅有智没回家，直接去了安溪。 他说自己欠了一条命，得用在该用的地方。 在那里，他组织农民减租减息，把《红旗》周刊上的道理变成通俗易懂的山歌。 老乡们记得，这个年轻人总穿着打补丁的蓝布衫，白天跟大家一起下地，晚上就在祠堂里教识字，黑板上写的总是"耕者有其田"五个字。 1933年5月12日，安溪县城南的刑场上，傅有智又一次面对枪口。 这次他站得笔直，听见枪响前，还在跟身边的同志交代："那本《红旗》周刊，帮我带给上海的同志。 "鲜血染红了他胸前的党徽，也染红了脚下那片他曾拼命守护的土地。 那本染血的《红旗》周刊后来真的到了上海，现在还躺在福建省档案馆里。 纸页已经泛黄发脆，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。 傅有智用22年的生命证明，有些东西比子弹更顽强，就像厦门港海滩上的那些沙粒，看似渺小，却能顶住海浪一次又一次的冲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