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，41岁戴笠借口加班，把秘书余淑衡，带到了卧房。 那时重庆的雨刚停，空气里还裹着嘉陵江的潮气，余淑衡攥着文件的手心里全是汗，她知道这"加班"根本不是处理公务。 戴笠坐在红木椅上，手指敲着桌面，目光扫过她的旗袍领口，那眼神里的东西，比办公室里的窃听器还让人发慌。 余淑衡是三个月前进的军统，名牌大学毕业，字写得漂亮，本以为凭本事能站稳脚跟。 可戴笠看中的从来不是她的速记能力。 没过多久，她表哥突然收到调令，从重庆调到了偏远的贵州，临行前表哥欲言又止，只说"戴老板的意思，别违抗"。 她这才明白，对方早把她的家世摸得透透的，连远在湖南的父母，都被"接"到了重庆的招待所，美其名曰"照顾"，其实就是人质。 那时军统里有个公开的秘密，前任秘书周志英就是不听话，被关了四年，出来人都疯了。 余淑衡见过她一次，在医院的花园里，抱着一棵树喃喃自语，说"戴老板的表走不准了"。 这个场景像根刺，扎在余淑衡心里。 她开始学乖，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，泡好戴笠喜欢的龙井，文件整理得没有一个褶皱。 戴笠夸她"懂事"，可她知道，这"懂事"是拿自由换的。 变化是从1939年春天开始的。 戴笠来她办公室的次数少了，有时一周才来一次，话也少了，大多是交代完工作就走。 有次余淑衡给他送文件，撞见他对着一张女人的照片发呆，照片上的人穿着洋装，笑得明媚。 后来听司机说，那是电影明星胡蝶，戴老板最近总提起她。 余淑衡心里一动，她想起戴笠曾说过"懂外语的人不多，将来和洋人打交道得靠年轻人"。 那天晚上，余淑衡特意穿了件素雅的蓝布旗袍，给戴笠送夜宵时，状似无意地提起"美国有个新闻学院，要是能去学学，回来帮您整理国际情报，肯定比现在做得好"。 戴笠盯着她看了半晌，突然笑了，说"你倒是会替我打算"。 三天后，留学申请批下来了，戴笠给了她一笔钱，还安排了泛美航空的机票。 走的前一晚，余淑衡收拾行李，把戴笠送的那支金笔留在了桌上，笔帽没盖，墨水在纸上洇出一小团黑渍，像个句号。 1939年11月，飞机从重庆珊瑚坝机场起飞，穿过云层时，余淑衡从舷窗往下看，山城的灯火像撒在地上的星子。 后来她在美国读新闻，认识了一个华侨军官，1941年春天结了婚，婚礼上她穿的婚纱，是自己用奖学金买的。 有次丈夫问她为什么总留着一张旧船票，她摸着票根上"泛美航空"的字样，只说"这是我来美国的第一班车"。 她走后半年，戴笠果然追到了胡蝶，把余淑衡忘得一干二净。 那支留在桌上的金笔，后来被戴笠送给了胡蝶的女儿，小姑娘拿着笔在纸上画小人，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，和当年余淑衡在办公室速记时，一模一样。 在那个权力说了算的年代，余淑衡没跟谁硬碰硬，只是在戴笠的注意力转向胡蝶的空档，悄悄抓着那张船票，把自己送出了漩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