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，张学良钓完鱼，有点饿，就向一个老农要了几个红薯吃。 深秋的苏仙岭裹着薄雾，刚收线的鱼竿还沾着水珠，这位曾经在东北叱咤风云的少帅，此刻却像个普通旅人，望着远处宪兵的岗哨，肚子饿得咕咕叫。 钓鱼是张学良软禁生涯里少有的自由。 青砖瓦房的居所外，百米范围都有哨兵盯着，只有池塘边那片芦苇荡能让人暂时忘了铁栅栏的存在。 他甩杆的动作还带着当年在东北军营的利落，可鱼漂下沉时，心里想的不再是军政要务，而是这鱼够不够今晚的菜。 那天运气不好，鱼没钓着几条，肚子却先扛不住了。 顺着烤红薯的甜香摸到山脚下，一间茅草屋歪歪扭扭立在那儿。 屋顶的茅草被秋风掀了角，露出底下的黄泥墙，门没关严，能看见里面土炕上光溜溜的席子。 张学良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敲了敲门。 开门的老农叫李三星，手里还捏着刚出炉的红薯，腾腾的热气裹着焦香直往人鼻子里钻。 “老总，要点吃的？”李三星上下打量他，眼神里有提防，但更多的是穷苦人对饿肚子的体谅。 没等张学良回答，他掰开一个红薯，黑黢黢的手指捏着焦皮，把大半递过来，自己留了小半。 “刚烤好的，垫垫肚子。”红薯烫得张学良直换手，咬下去却甜得扎实，带着点泥土的腥气，是他从没尝过的味道。 聊天时才知道，李三星的儿子到了上学的年纪，却连私塾先生的束脩都凑不齐。 “村里娃，不认字也能种地。”老农说得轻描淡写，可眼角的褶子却堆着愁。 张学良心里猛地一揪，他想起自己当年在东北办学校，总说要让更多人读书，却从没见过连红薯都舍不得吃完的人家，孩子竟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。 我认为，那一刻少帅递出的不只是钱，是从云端落到泥土里的明白。 从贴身口袋摸出100法币时，李三星吓得直摆手。 “老总，这钱我不能要！”张学良按住他的手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拿着，让娃读书去。”法币在当时能买两百斤大米，够农户吃上半年，更别说供孩子上私塾了。 老农攥着钱的手直抖，眼泪掉在粗糙的手背上，砸出小小的湿痕。 后来这100法币真让李家娃进了私塾。 张学良在贵州软禁时，听说当地教师缺课本，又托人送去一批书。 这些事没写进任何正史，只有李三星的孙子还记得爷爷常说的：“那年秋天，一个饿肚子的老总，给了俺家娃一个认字的机会。” 多年后，李家人还保留着当年装红薯的粗瓷碗，碗沿的磕碰印子像极了那个年代的伤痕。 而苏仙岭下的私塾里，多了个认字的农村娃，这或许就是困顿岁月里，人性微光最实在的模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