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9年，钱学森的父亲病逝，临终前留下遗嘱：把3000元遗产都交给女儿钱月华。 这笔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，可钱学森拿着遗嘱，手指在纸面摩挲了很久，眉头却越皱越紧。 一边是父亲临终的嘱托，一边是他心里那道泾渭分明的线，这道选择题，难住了这位平时果断的科学家。 钱均夫在病床上躺了小半年，身边一直是养女钱月华端水喂药。 老爷子一辈子搞文史，跟鲁迅、许寿裳在日本留过学，后来进了中央文史馆。 那些年国家给馆员的补贴，他一分没乱花，都锁在床头柜的木匣里，说要留给这个没血缘却比亲闺女还亲的女儿。 护士查房时见过那木匣，说里面的钱用牛皮纸包着，整整齐齐码了三沓。 1969年的北京，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五十来块，3000元够一家人省吃俭用活五年。 可钱学森翻开父亲的工资单，才发现这笔钱备注着“特殊贡献补贴”是国家看老爷子身体不好，额外给的照顾。 “国家现在多难啊，”钱学森把钱月华叫到走廊，声音压得很低，“爸在世领这份补贴天经地义，人走了，这笔钱就该还给国家。”钱月华没说话，只是点点头，她知道哥哥不是不念亲情，从美国回来那年，他连实验室的笔记本都没带，只拎了个装着几件旧衣服的皮箱，说“国家需要的是脑子，不是这些身外之物”。 其实钱学森早有打算。 他每个月从自己工资里抠出一部分，悄悄存在一个信封里。 直到1980年代初，钱月华女儿出嫁，他把攒了十几年的钱塞过去：“这是哥给你的，跟爸的遗产没关系。”我觉得这种处理，既没违背父亲遗嘱的心意，又守住了他心里的那条线国家的钱，一分都不能混着私用。 那3000元最终被钱学森以父亲的名义交了党费。 收据现在还夹在他的工作笔记里，泛黄的纸页上，钢笔字写得工工整整。 钱月华后来总跟人提起那个信封，说里面的钱摸着比3000元沉得多。 一个是交作党费的收据，一个是攒了十几年的信封，两样东西，都成了钱学森公私边界最实在的注脚，也成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最干净的样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