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0年深秋的万县监狱，审讯室的灯光晃得人眼晕。 罗南辉刚被押进来，还没等皮鞭落下，就突然开口：“我招，我全招。”对面的特务愣了一下，手里的刑具都忘了放下。 可谁也没想到，三个月后敌人松口放他出狱，这个“主动招供”的犯人却摇头：“出去没活路，再关我段时间吧。”看守骂骂咧咧地把他拖回牢房，没人察觉他藏在袖口的半截铅笔那是他偷偷记录敌人动向的工具。 罗南辉1908年生在成都郊外的贫农家，十三岁就到水烟铺当学徒。 那会儿四川地界被杨森、刘文辉这些军阀割得七零八落，铺子老板三天两头被抓去“借粮”，账本上的红叉叉比字还多。 他看着师傅蹲在门槛上哭，烟杆敲得地面邦邦响，心里像堵了团湿棉花。 1927年春天，有人悄悄塞给他本《向导》周报，里面说“穷人要靠枪杆子说话”，他当晚就咬破手指写了入党申请书。 入党后他跟着队伍在彭县打杨监于的民团，那些团丁抢粮食时凶得很，见了他们举着的梭镖却跑得比兔子快。 老乡们把藏起来的红薯塞给他，说“小罗同志，你们比太阳还暖”。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，1931年春他刚接任川东特委军委书记，叛徒就带着特务摸到了联络点。 枪响的时候，陈进同志把他往柴房推，自己却倒在了血泊里。 监狱里的日子比想象中磨人。 反省院的条例写着“要让共党分子脱胎换骨”，可罗南辉发现看守更信“眼见为实”。 他故意把自己饿得面黄肌瘦，审讯时哆哆嗦嗦说自己是“贪财的交通员”，连挑夫的名字都编得有模有样。 特务不信，用夹棍夹他的手，他疼得晕过去，醒了还嘟囔“我真的就送过两次信，给了块大洋呢”。 后来敌人查“挑夫身份”，居然真在码头找到了个同名的苦力那是他早就让同志安排好的“影子”。 1932年开春他终于被“驱逐”出狱，刚摸到组织就接了反围剿的任务。 在川陕苏区，他带着队伍夜袭青龙观，趁着大雾摸上悬崖，守敌还在啃玉米饼就当了俘虏。 战士们说他打仗“像变戏法”，却不知道他夜里总盯着地图发呆，手指在上面画的路线，和当年在监狱墙上偷偷画的逃跑路线重合了好几处。 1936年10月的甘肃戈壁，西路军被马家军围在倪家营子。 敌机轰炸时，罗南辉正趴在土坡后看地形，一块弹片擦过他的额头。 卫生员要背他走，他却拽住缰绳：“把马给重伤员，我跟部队走。”那天黄昏，他坐在沙地上指挥冲锋，手里还攥着半截铅笔和监狱里那支一样，笔杆被磨得发亮。 他总是用最不起眼的样子藏起最硬的骨头。 在反省院装病时，面黄肌瘦的样子让敌人放松了警惕；临终前坐在沙地上，攥着铅笔的手还在比划战术。 这种把生存智慧酿成战斗力量的本事，或许就是普通人成为英雄的秘密不是突然变得强大，而是把每一次低头都变成抬头的蓄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