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基本上没有贪官，知道为啥不？包拯当开封市市长的时候，年薪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，大概有一千万左右。宋朝宰相一个月的工资，购买力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三十万元人民币。这说明宋代官员的俸禄非常高，这也是一种高薪养廉的思路，所以两宋时期很少有贪官。 提起古代的清官，大家脑海里往往会浮现出一个两袖清风、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形象，似乎刚正不阿就必须得伴随着清贫。 但要是把目光投向大宋王朝，这套刻板印象可就得彻底改改了。在这个朝代，想当个好官，根本不用跟“穷”字沾边，甚至可以说，那是古代打工人的“天花板”时代。 你看包拯，这位铁面无私的“包青天”，那是出了名的廉洁吧？但他这官当得可一点都不寒酸。 若是拿着现在的计算器去换算这位“开封府尹”的年收入，结果能把人吓一跳。坊间也好，学界也罢，虽然具体测算的口径不一样，但算出来的数字大多指向了千万级别的人民币。 哪怕是不看个例，单看两宋时期的宰相级别，一个月的薪水拿出来，购买力也能顶得上现在的三十万左右。这种级别的待遇，哪还需要去贪那一两银子的黑心钱？ 这背后的逻辑，其实早在赵匡胤建立大宋时就埋下了伏笔。这位开国皇帝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战乱，对自己手下那些握着兵权的将领是怎么看怎么不放心，于是一场“杯酒释兵权”，把刀枪入了库。 但兵权收回来了，得给人补偿啊，赵匡胤这算盘打得精，既然不让你们掌军权，那就在经济上给足甜头。 这就是宋朝独特的“厚禄养廉”思路：用真金白银把官僚阶层的嘴塞得满满的，让他们只想好好过日子，不想着造反，也不必为了生计去搜刮民脂民膏。 这套薪酬体系复杂精细得让人眼花缭乱。在宋朝当官，拿的可不仅仅是每个月固定的“正俸”，那只能算是零花钱。真正的收入大头藏在各种名目的补贴里。 你想得到的，朝廷给了；你没想到的，朝廷也包圆了。除了基础的铜钱，每个月还要发粮食，也就是“禄粟”，这还不算，不同季节有衣服赏赐，叫“衣赐”。 更绝的是生活细节的覆盖。要做饭？有“厨料钱”；天冷了取暖？有薪炭补贴；出门要坐车马？有“马料钱”；甚至平时喝口茶、整点小酒，都有专门的“茶酒钱”。 这还没完，若是出差办公，有“给券”作为差旅补助，甚至哪怕坐在家里不动，稍微有点级别的官员还有“职田”。这就是朝廷直接划拨一块地给你，不用你自己下地干活，到了收成的时候，租金收益全归你，这可是实打实的“睡后收入”。 稍微大一点的官员，手里的职田能有几十顷，就算是县里的小官，靠着这几顷地，也能过得比地主还滋润。 有了这样全方位的福利保障，五品左右的中层干部，账面工资和实际拿到手的福利一加，一年下来也能有过百万的收入水平。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心理账：当个清官，日子已经是锦衣玉食，家里甚至连仆人的吃穿用度都由国家报销了，还需要去冒险吗？ 要知道，贪污受贿可是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，一旦东窗事发，不仅官职丢了，这辈子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瞬间化为乌有，还要背上身败名裂的骂名。对于大多数理性人来说，这就是一道再简单不过的选择题。 如果不信这“高薪”的威力，不妨看看后来的明朝。那才是真的走了另一个极端。 明朝官员的工资低得令人发指，著名的清官海瑞，官都做得那么大了，平时甚至只能吃自家种的白菜豆腐，到死的时候连买口棺材的钱都凑不齐。 在那种生存底线都无法保障的环境里，想不贪太难了，毕竟官员也是人，也得养家糊口。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宋朝虽然也有像蔡京、童贯这样因个人欲望无限膨胀而出现的巨贪，但从整体比例上看，两宋时期的官场确实要比那种“低薪”朝代干净得多。 宋朝这种近乎“砸钱”式的管理方式，确实从根源上减少了官员因贫而贪的动机。 你看包拯、范仲淹、苏轼这些名臣，在史书中留下的多是拒绝贿赂、风节高尚的记载，因为他们真的不需要那些脏钱。 这种让官员“不愁吃穿进而知廉耻”的策略，和现代新加坡那一套“高薪加严管”的模式，在某种内核上有着惊人的相似。 不过，凡事都有两面性。这种超高规格的待遇虽然养出了一批体面的士大夫，却也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隐患。 庞大的文官队伍，配上如此奢华的薪酬福利，成了宋朝财政著名的“三冗”之一——“冗费”。国家赚得多，花得更多，这沉重的包袱最终也成了拖垮帝国经济的一根导火索。 若那包大人能穿越到今天，看着我们为了几千块的工资条精打细算，再听听大家讨论他当年的那千万年薪，恐怕会抚着胡须，露出一丝耐人寻味的微笑吧。 毕竟，在他那个年代，清廉不是一种需要忍受贫穷的修行，而是一种理所应当的职业操守。 信息来源：《宋朝“高薪养廉”的罪与罚》共产党员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