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，我军在甘肃地区抓获一个美女匪首。 战士们押她回营时，发现这个外号“吴司令”的女人，棉袄夹层里藏着半块褪色的红军臂章，针脚歪歪扭扭，像极了当年卫生员给伤员缝绷带的手法。 审讯室的煤油灯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，二十多岁的年纪，眼角却有了细纹。 “1936年西路军打散时，我藏在祁连山的山洞里，靠草根活了四十天。”她说话时总摸左手腕，那里有一道浅疤，后来才知道是当年给伤员输血时，用刺刀划开的口子。 她原是四川农家女，十四岁被卖给地主当童养媳。 1933年红军路过川陕，她半夜揣着半块麦饼跑了十多里地，硬是追着队伍哭着要参军。 女子独立团的王团长见她瘦小却眼神亮，给她取名“珍子”，说“红军的女娃，得像珍宝一样活着”。 长征路上她学了医术，在雪山上背过伤员，在草地里找过草药。 1936年西路军西征，她跟着医务团在古浪战役里三天三夜没合眼，棉袍下摆全是血冻成的冰碴。 高台战役后部队打散，她和二十多个女战士被俘，马家军的士兵扯她头发时，她还死死抱着药箱，里面有给团长准备的救命针剂。 后来她被一个马家军军官的妻子放走，只因她治好了那女人的咳血症。 在甘肃乡下讨饭时，遇到一股溃散的兵痞，领头的见她会看病，硬把她推上了山寨。 “我立了规矩，不抢种庄稼的，不杀带娃的，谁家有病人，我还得下山去看。”她后来在自述里写，那几年山寨的粮食，一半是抢来的地主粮，一半是山下百姓偷偷送来的洋芋。 1950年剿匪部队围山时，她没抵抗，只是把药箱里的纱布和镊子摆得整整齐齐。 审讯人员翻出她藏在枕头下的红军证，泛黄的纸上，“吴珍子”三个字还是当年王团长亲笔写的。 我认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人有时候不是选择身份，是身份追着人跑。 现在兰州军区总医院的老档案里，还存着她1952年的工作照。 穿着白大褂的女人站在药房前，左手腕的疤在袖口下若隐隐现。 那只跟着她从祁连山到山寨的药箱，被放在医院的陈列室，铜锁上的划痕，是当年她用石头砸开锁给伤员取药时留下的。 半块红军臂章和后来的“模范工作者”奖状并排挂着，红布上的沙土和奖状上的钢笔字，都在说同一个理：日子再难，有些东西不能丢。